我叫张玉香，今年46岁，原是山东省淄博沂源中医院的一名医护人员。

　　1998年春天，我同大多数练习者一样，带着想有一个好身体的美好愿望，在李洪志《转法轮》的歪理迷惑下走进了法轮功，并随着练功的逐步深入而变得痴迷。李洪志说：“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回到‘天国世界’；而要想返回‘天国世界’就只有修炼，放下世间的‘名、利、情’。”慢慢地，我对法轮功的痴迷越来越深，为了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修炼人，我不断地改变自己，对李洪志虔诚地膜拜，不仅痴迷于法轮功所谓的“真、善、忍”和“做好人”等理论，而且思想意识也不由自主地被李洪志的“层次论”和“圆满说”所控制，一心梦想“长功”、“上层次”、早日“圆满”。把练功、“学法”、“弘法”当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为了“上层次”、早日“圆满”，我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早晚都在外面跑。经常是无故不去上班，上班也总是迟到，不到下班的时间就偷偷跑去练功点，和“同修们”交流练功的心得、感受。因为我长期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同事和病人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说你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是业务上的骨干，应该带头把工作干好，对工作负责，对病人负责。但正沉迷于“学法”、练功中的我，根本就听不进领导的批评和劝告，反而认为是领导和自己过不去，面红耳赤地同领导顶嘴，讲歪理。由于我长期痴迷法轮功影响了工作，导致我所在的科室业绩下降，经常出问题，在年终考评时被评为较差科室，我也因此被通报批评。我想，有什么事还能比我“学法”、练功重要啊，你看我不顺眼，老是挑我的刺，我还不想在你这干了呢。于是，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专心致志地在家“学法”、练功。

　　我的性情自练功开始变的冷漠古怪起来，对家庭、对孩子逐渐失去责任心，再也不那么关心了，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家人发火，说一些很刺伤家人的话；家里老人或孩子有个病痛什么的，也认为是在“消业”，对他们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丈夫原本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店铺，生意非常红火。以前丈夫在外忙生意，我在家操持家务，有不错的收入，家庭和睦，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欢笑时时地荡漾在家里，那时是多么的幸福呀。可自从我迷上了法轮功，便不愿操持家务，不再管理家庭，不再尽一个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整天不是在盘腿打坐练功，就是看法轮功书籍，把一本《转法轮》背得滚瓜烂熟，时不时地拿法轮功的那套理论教训丈夫和儿子。丈夫每天忙完生意上的事就已经精疲力竭，对家里的事也无暇顾及。每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家。看着儿子饿得无助的眼神，丈夫非常心痛，再看我漠不关心的神情，他极度的失望。最初是愤怒的吵闹，气得他好些次举起又放下拳头，逐渐在他内心凝结成了仇怨法轮功的种子，经常愤怒地骂李洪志不是个东西，不得好死的话，气得我忍不住和他撕打在一起，好几次打得双方头破血流。时间长了，丈夫再也没有当初那样对我愤怒的指责，代之而来的只是无声的叹息。儿子的哭泣落泪，丈夫的苦劝责备，并没有使我心里引起震动，反而还怪他们误了我练功，把他们看成了阻碍我修炼的魔。丈夫无数次对“师父”不敬的言语，激起了我的无理取闹，我经常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原本非常幸福宁静的家庭再也听不到幸福的笑声，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吵闹。

　　为了照顾刚上小学的儿子，丈夫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到乡下接来了他母亲。我的婆婆身体一直不大好，一直有高血压病症，为了有一个清静的生活环境，所以一直生活在乡下，平时他们都不敢和她理论什么事，什么事都顺着她。自从我练习法轮功后，对她更是极少关心，很少到乡下去看望公公婆婆。婆婆来了之后，就开始忙着收拾房间，整理家务，把我的法轮功书籍和练功物品扔得满地都是，还把“师父”的画像从桌子上拿了下来，我一看就急了，埋怨婆婆冒犯了“师父”，会遭到报应的，气得婆婆骂我不务正业，看到我整日里不理家务，婆婆经常数落我，从此我在家里就从不给婆婆好脸色。时间长了，婆媳关系处得非常紧张。终于在1999年冬天，因为天下雪，我没有去接孩子，孩子在回家的途中因为路滑摔破了脸，婆婆责怪我什么事也不操心，说你自己离开这个家滚蛋算了，我一听急了眼，于是和婆婆大吵了一架，还动起手来，婆婆气得浑身哆嗦，双手抱着头，倒有地上难受的翻动，并不时的呕吐。我一看坏了，要出大事，我慌忙把婆婆弄到李洪志的头像前，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念着“真善忍”好，不停地背《转法轮》，期望“师父”的“法身”出现，能减轻她老人家的痛苦，消除病痛。可折腾了大半天，一切都无济于事，婆婆的病情反而越来越厉害，已经不能说话了，意识开始模糊。我赶紧给丈夫打电话，等到丈夫回到家中，急忙叫车把婆婆送到医院，可一切都晚了。医生说婆婆是突发脑溢血，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已经无力回天了。

　　婆婆的去世，给了丈夫极大的打击。丈夫从此变得脾气暴躁，家庭也由原来的冷战变成了隔三岔五的吵架打架，丈夫再也没有心思经营生意，原来生意上的朋友像躲瘟神般地纷纷避开他。丈夫在苦闷的环境中饱受折磨。最终，在对我极度失望之下，于2003年秋天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丈夫走后，才10岁的儿子多次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希望我能为他想想，但我一心只想“上层次”、“圆满”，对他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对他大打出手。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耐心细致帮助下，我终于彻底醒悟。如今，回首过去十年的浑浑噩噩，真是噩梦一场。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