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水菱，今年20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姐姐和父母构成一个温馨的四口之家。虽然家在农村，物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但我和姐姐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又美好的童年。   我的父亲刘居方，母亲顾开兰原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想着通过辛勤劳动养家糊口，培养子女。由于老家位于里下河腹地，不仅人均耕地少，而且地势低洼易遭内涝，地里收成比较差。为了多挣钱，1997年下半年，父母将我们姐妹俩寄养在外婆家后，一起到上海打工。在上海，父亲骑人力三轮车送客送货，母亲做些卖茶叶蛋、米饼等小生意。据母亲讲，尽管当时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但在除去他俩的生活开支后，能够按时寄回我和姐姐的生活费、学杂费。不仅如此，父母相互照应、相互扶持，日子过得很和美。

　　可从1999年的春节后的某一天，父亲带回一本《转法轮》起，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开始悄悄地转变了。

　　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对高中毕业的父亲可谓是言听计从，经常跟随父亲练习打坐，修炼法轮功。就这样，他们慢慢地陷入了法轮功的泥潭中。特别是父亲常常为了参加集体练功而放弃送客送货的生意。国家取缔法轮功后，他们从上海携带了部分法轮功宣传资料回到了兴化。那段日子家里经常有一些不熟悉的人进进出出，行迹诡异。那时，我和姐姐的学习、生活，父母已无心过问，全靠舅妈照料。

　　家里人对我父母参与修炼法轮功十分反对。爷爷、姑姑、舅舅及舅妈轮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看在我和姐姐的份上把日子过好。父亲不听亲友的劝阻，继续与功友串联、聚会，经常偷偷外出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悬挂法轮功宣传标语。母亲胆小，加上由于修炼法轮功断了收入来源，生活确实难以为继，于是停止修炼，到舅舅开办的船厂打工。母亲不练法轮功后，也加入了劝说父亲的行列，指望父亲能够看在夫妻情分上，放弃修炼法轮功。可事与愿违，父亲不仅没有停止修炼，而且越陷越深，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练功上，几乎不从事劳作。

　　那几年，由于母亲打工所挣的钱只能勉强维持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我和姐姐的生活费和学杂费，一直靠舅妈提供。虽说舅妈对我们很好，从未有过怨言，但我们总有种过意不去的心理。常常为学期中间的学校统一收费（打预防针、班费）犯愁，总觉得不好向舅妈开口。2006年秋天，我本该读初三了，可姐姐考上了苏州农学院需要一大笔学费，感到姐妹俩同时上学，舅妈的负担太重了。思前想后，我只好对舅妈说，不上学了。当时，我曾幻想自己的辍学也许能够唤起父亲的觉醒。可希望再一次破灭了。父亲不但没有回心转意，而且好像精神上出了问题。常常一连几天，不和家里的人说一句话。即便家里人主动问候也不搭理。面对他人的劝说，不是沉默，就是拳头相向。为此，家里战争不断。

　　2007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父亲用剪刀将母亲的一件上衣剪成布条，企图用布条勒死妨碍他修炼“上层次”的母亲。从睡梦中惊醒的母亲极力挣扎。听到挣扎声后，我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我被当时的场景吓呆了，一边本能拉住父亲的胳膊，一边哭喊呼救。在及时赶来的邻居们的帮助下，母亲捡回了一条命。从此，父母的关系彻底恶化。母亲住到了舅舅的厂里。父亲依旧练功，生活主要靠爷爷、姑姑接济。

　　2008年初春，爷爷看到父亲精神状态极差，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东拼西凑了几千元钱决定送父亲到扬州治病。可父亲死活不愿接受治疗。为此，家里整天吵闹不停。看到年迈的爷爷请人帮忙用绳索捆绑父亲去治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绝望、无助。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我只好匆匆地逃离那个家，到县城打工。

　　父亲住院、出院、再住院，如此反反复复。那个所谓的家，也就只剩下一个破旧的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了。去年下半年，面对一个四处漏雨，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房子，没有维修能力的母亲只好忍痛把它贱卖给了邻居。至此，连个家的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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