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孟凡珍，山东省诸城市石桥子镇郑庄子村村民，1954年出生。我21岁时由于药物中毒得了过敏性哮喘，一般不出门，只能在家里拾掇拾掇，三十岁了才结婚。婚后丈夫主外我主内，1990年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日子虽然比较累，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守着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和能干贴心的丈夫，我也很知足了。但是这一切却被法轮功给毁了。

　　1998年2月份，我二妹和三妹告诉我练习法轮功可以治好我的哮喘病，并说我不是有病，是有“业力”，只有练功才能“消业”，强身健体。本来我不太相信，很多年的病了，没少吃药打针就是好不了。但是两个妹妹都是有文化的人，三妹还是小学教师，二妹是退休工人，二妹夫又是辅导点的负责人，不像我是文盲一个，都比我见识广，逐步打消了疑虑，利用空闲时间去二妹家练功。刚开始练功时，三妹读书，二妹教动作，我跟着练，后来身体不适上吐下泻，二妹便说那是“消业”，是“师父”在清理我的身体。断断续续练习了有三个多月，我就却被李洪志在《转法轮》中描述的“真善忍”和种种“高深”的没听说过的知识所吸引，加上我也觉得身体状况出现了好转。渐渐地，对李洪志充满了感激和崇拜之情，一心想着通过修炼法轮功得“福报”，得“圆满”。

　　我刚开始练功时，是有空先去二妹家学，然后回家练。随着痴迷程度的加深，我越来越迷恋于“上层次”，认为只有专心练功，才能更快的“上层次”，不能三心二意。索性将一双刚刚上小学的儿子扔给近八十岁的婆婆照顾，家里的农活也全都扔给丈夫，自己回娘家住下来，整天泡在二妹家一心练功。这期间丈夫和孩子多次要我回家，而我却迷恋在“去亲情”、“上层次”中置之不理。此时的亲情对我来说就是魔，是阻挡我“上层次”的绊脚石，而丈夫和孩子的劝说就是考验我能否“上层次”的“关”，结果是我选择了抛家舍业，选择了法轮功。

　　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后，我和两个妹妹还有二妹夫便下定了决心要“进京护法”，为法轮功讨说法。2000年4月份我趁丈夫外出打工，又扔下生病的婆婆和两个孩子不管，离家出走，与二妹、二妹夫和三妹到北京讨说法。这一走就是两个月，直到在天津被公安机关发现后遣送回家。

　　回家后才得知，婆婆因为身体不好不能给孩子做饭，在我离家后的第三天，拄着拐杖到我娘家找我，途中昏倒在路边，经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

　　然而面对憔悴的丈夫和两个瘦弱的儿子，我却没有丝毫的歉意，丈夫的怒火和孩子的哀求丝毫触动不了我，我的脑海中只有“师父”，只有“大法”，只有得“福报”和“圆满”的幻想。没有去想一想，婆婆的离世也是我的“福报”？

　　2003年5月份，我偷偷带走家里仅存的4000元钱与二妹和二妹夫再次离家出走，到安丘境内“弘法”，一走就是五个月。回家后，面对的却是刚刚出院拄着拐的小儿子和疯疯癫癫的母亲。小儿子因为放学后无人接送，出了车祸。母亲因为我丈夫拿着菜刀到二妹夫家兴师问罪，受了惊吓，变得疯疯癫癫的，整天披头散发坐在二妹的门前嘟囔着“不要走、不要走”，别人劝她回家，她一点都不听。

　　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影响我们修炼法轮功的热情，还是痴迷其中不能自拔，尤其是我母亲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们都对母亲的这种反常抱以敌视，认为她是阻碍我们“圆满”的魔。曾经的母慈女孝消失了，年迈的母亲被我们视为眼中钉。一个多月后，母亲在二妹家的门外裸露着身体去世了。

　　在我反复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情况下，丈夫除了气愤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两个孩子和这个家，他起早贪黑的忙着。但是我的虔诚修炼，并没有让家人得“福报”，悲剧还在继续。 2008年春天，我丈夫时常感到身体不适，日渐消瘦，到医院一查，竟是肝癌晚期。当我在两个儿子的哭求下到医院看望丈夫时，我心底仅存的那点善念还是被触碰到了，丈夫消瘦的脸颊和花白的头发，瘦骨如柴的手和微弱的“你来了”的声音，让我不敢相信他就是我相处二十多年、曾经健健康康、干活不知疲倦的丈夫。见到我后，丈夫没有责怪我，对我和两个儿子说：“我要出院，我要回家。”当晚丈夫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丈夫的突然离去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福报”和“圆满”，所谓的“真、善、忍”？从 1998年开始习练法轮功，十几年来，我按李洪志的要求精进练功，得来的却是婆婆离世、小儿子车祸、母亲疯癫去世、丈夫因为终日焦急、担心、劳累而积劳成疾与我们阴阳两隔。

　　回想原本幸福的生活和这么多年的练功经历，看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法轮功给我的只有悔恨。

孟凡珍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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