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德清，初中文化，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一村22号，是建设工业公司一名退休工人。我从小身体孱弱，经常生病，是长期进出医院的老病号，很是恼人。

　　记得那是1996年11月的一天，我从重医附二院看病回家，在经过建设厂弯弯大楼时，看见很多穿黄衫的人聚集在一起练功。上前一打听，才得知他们练的是法轮功。他们告诉我，习练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生了病不用打针吃药，只要多读《转法轮》，坚持练功就可以痊愈，根本不需要上医院作治疗，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

　　为了增强体质，减少医疗费用，我为这次意外的发现感到高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买来一本《转法轮》回家开始翻读。真可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我越看越觉得习练法轮功能够达成我强身健体的美好心愿。从此，每天早上我都坚持乘坐403路公交车到弯弯大楼处的练功点与功友聚集在一起练一个小时的功，然后才去上班。还定期参加功友们的聚会、交流心得。后来在劳动村也有了练功点后，我就在劳动村练，因为这边离我家近。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多了，渐渐地我相信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也认同了生病是“前世造的孽”，是“现世报应”这一观点。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逐渐痴迷于法轮功的我把每天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练功上，满脑子全是“消业”、“上层次”、“得圆满”这些。为了更好地掌握功法，我把书房重新布置了一下，在其正面墙上张贴了3张“师父”的画像，掏钱购买了录像机、“师父”的录像带、练功磁带，还购买了2个“真善忍”吊坠，我要把“师父”时时挂在胸前，放在心上。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祛病健身的法轮功定为邪教，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于是，我根本就听不进亲朋好的劝告，给单位、报社写信，为法轮功鸣冤叫屈。

　　1999年12月，按照“师父”指示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走出来“护法”、“讲真相”的要求，我和功友王姐置国家法律于脑后，上北京天安门打横幅，结果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治安拘留。回到家，单位领导找我谈话，家中亲人与我谈心，但深深痴迷于“法轮世界”的我，哪还听得进这些劝告，如耳旁风，一拂即过。固执地认为自己必须抓紧实修，加快“学法精进”的步伐，才能取得走向“圆满”的通行证。

　　2000年期间，我曾多次瞒着家人外出散发传单、宣传品，还自制“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跑到江津、北碚去张贴、悬挂，也曾经两次到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秘密练功点“传功”等。2001年底，我因外出散发传单时遭受风寒，前额滚烫，鼻塞流清涕，咳嗽伴有浓痰，呈重感冒现象。我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坚信“师父”的“法身”一定会保护我，咬着牙硬扛着病体坚持打坐练功，不吃药也不上医院输液。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几天后，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萎靡不振，连打坐都感觉很累了，终于因体力不支瘫倒在床，大约半个月后才得到痊愈。后来丈夫告诉我，我是因呼吸道感染引起高烧39度，是他在牛奶里放了退烧药我才得以康复的。即便如此，我丝毫不敢对法轮功有一丁点怀疑，因为我害怕“师父”会抛弃我。

　　2003年2月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常常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偶尔还伴有小便带血。随后的一段日子里，连续一周小便都带血，尿液越来越红，因出血太多，练功也不见效果，我支持不住，吞吞吐吐给丈夫说后，被带到重医泌尿专科进行正规诊治。

　　通过一系列繁杂的化验血常规、尿常规、肾功能、彩超等项目的检查，结果显示，我的尿常规，红细胞、白细胞、尿蛋白都呈阳性。原来导致我血尿的罪魁祸首是尿路感染疾病——肾盂肾炎。在医生的精心医治下，患肾盂肾炎的我通过规范化治疗，打针吃药后血止病愈。

　　经过这次大病，我第一次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动摇，可我还是不甘心失去自己苦苦修炼的法轮功。接下来的日子里，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经常上门与我谈心交流，组织我观看一些关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专题片，并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慢慢地，我开始有所醒悟，并最终摆脱了法轮功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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