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炳福，现在湖北省红安县八里镇做服装生意。父亲去世多年，母亲仍然健在，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均已成家立业。我们这个看似幸福的大家庭却因为我二姐练习法轮功而笼罩上了厚厚的阴影，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

　　我二姐叫王炳英，1961年出生，大我11岁，小时家里穷，很多孩子都读不起书，我家兄弟姐妹只有二姐最聪明书读得最多，高中毕业时参加高考只差2分落榜了，二姐考虑到家中的经济困难，我和哥哥也要读书，她没有提出复读的要求，直接回家务农。正因为有二姐在家撑着，我和哥哥才得以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二姐很聪明，头脑灵活，在80年代初国家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进城开店做生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并很快有了自己的门店。1991年二姐结了婚，二姐夫叫周国斌，与二姐同岁，是红安县卷烟厂的工人，他们两个感情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很是幸福。80年代末我高考失利，因成绩太差不愿意复读，就随二姐进城做起了生意，在二姐手把手的教育下，我在生意场上慢慢成长为一把好手，两年后在二姐的资助下，我自己开店做起了生意，这时的二姐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我以二姐为榜样，认真经营生意，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1995年我县城区兴起了练习法轮功的热潮，我的二姐和姐夫同时加入其中。

　　我当时认为练功锻炼身体是好事，当二姐教我练功时，我也跟着练了几天，以后二姐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的书，告诉我说光练功不中，还要“学法”。于是，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翻看了一遍。开始，我觉得内容有些荒唐，不太可信。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二姐，并劝她和姐夫也不要练习法轮功了，不想一向极为和善的二姐这次居然大发脾气了，怪罪我不该说“法轮大法”的坏话，说什么会“形神全灭”，后果很严重！

　　因为在练习法轮功的问题我和二姐有分歧，二姐对我明显疏远了。她痴迷其中，而我选择了离开。痴迷中的二姐最亲近的不再是家人而是同修，我觉得二姐好像不再是我的二姐了，为此我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但是，不管怎样，我仍然把二姐当成我最亲的人，经常到二姐家去走动。

　　1997年夏天，我发现二姐夫的身体明显消瘦，我关心地问是不是病了，二姐及二姐夫均表示身体很好没有病。到了秋季，二姐夫的身体已明显出现了严重问题，腹部肿胀，连走路都摇晃，终于倒在床了。

　　有一天，我去二姐家正好她不在，二姐夫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我坐在床边摸摸二姐夫的肚子，发现里面有一个圆砣子。这时二姐回来了，我告诉二姐说，姐夫肚子里可能是长了东西，要尽快到医院去治疗。二姐说，姐夫身体有“病业”，现在正在“消业”，肚子里的圆砣子是“师父”安的“法轮”，是治病用的，叫我不要担心。

　　我说服不了她，只好将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和哥哥，希望能一同说服二姐送姐夫去医院，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一起到二姐家时，二姐正和二姐夫在一起练功，看得出二姐夫已经是坐不住了，表面看是盘着腿坐着，其实身子是靠在椅子背上的。我们异口同声劝说二姐送二姐夫去医院，二姐态度异常坚决，说有“师父”保佑肯定不会有事，叫我们放心，并说大法弟子是不会去看病就医的，我们不用再劝她了，我们尽管心里着急，却无法说服她，只得作罢。

　　看到二姐及姐夫的情况，我心急如焚，我找到了二姐夫的父母和兄弟，要求他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要送二姐夫住院治疗。他们却摇头叹息说，已去过多次了，劝说过多次，二姐就是一直不准送医院看，二姐夫也坚决不同意到医院。

　　到了1998年春节的时候，二姐夫的病情更加严重，疼痛不已。此时，姐夫已经坐不住，可是二姐硬扶着姐夫打坐练功；姐夫疼得手不能拿《转法轮》书时，二姐就念给姐夫听……

　　二姐和二姐夫坚信，他们对“师父”如此虔诚，练功、“学法”又如此“精进”，“师父”一定会保佑她们，一定会帮姐夫“清理身体”，姐夫的“病业”就一定“消”掉。

　　然而，二姐夫的病情却在进一步恶化，疼痛使他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再不能拖下去了，我们兄弟姐妹看到这个情况就和二姐夫的兄弟姐妹坐在一起商议此事。大家一致决定，强行送二姐夫进医院救治。

　　记得那时人们还处在过年的氛围中，而我们家都乱作了一团。正月十二的上午，我们不顾二姐的痛哭和阻挠，强行送已奄奄一息的二姐夫到县医院。医院检查结论是肝癌晚期，我们不甘心，又连夜送往武汉市同济医院，结论依旧，20天后，二姐夫病逝，死时才37岁。

　　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够让练功的人做到有病不治，至死不悔？我们家人当时真是弄不明白。

　　直到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组织，我们这才明白真相，原来法轮功是一种邪教，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能把人的精神控制后，让人失去自己的正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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