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继良，今年68岁，家住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市星台镇刁家村。自从妻子、女儿和儿子相继练上法轮功，我家就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妻子叫姜金枝，她是我们家最早练习法轮功的。1997年初，妻子患上了“心肌缺血性心脏病”，这时，我们村有人向她介绍说，练法轮功可以健身强体。妻子相信了那人的话，从此就开始习练并迷上了法轮功。妻子到村子里功友家练功，经常一练就是大半夜，第二天早晨回家时，总是两眼通红。作为老夫妻，见她身体日渐消瘦憔悴，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国家在当时还没取缔法轮功，我对法轮功也不了解，没有反对她练功，只是劝她要注意身体。

　　随着练功的深入，妻子的举动越来越不可思议。1998年春，她竟把精心饲养的成群鸡鸭送了人，猪也不养了，一日三餐也不按时做了。这才引起我对法轮功的反感，就劝她停止练功，有病治病，踏踏实实过日子。可她根本听不进去，还说：“我的心脏病只有练法轮功才能练好，只有练功才能‘消业’”。邻居陈家大嫂和我妻子得的是一样的病，一天，她拿来两盒专治心绞痛的复方丹参片，劝我妻子服用，却被姜金枝连药带盒都扔到院子里。为了晚间练功方便，她和我分室而居，说是不过夫妻生活有利于“消业”，能够早日升天享福。由于长达一年多时间拒医拒药，妻子的病情急剧恶化，1998年9月6日晚猝死家中。邻居村民组长的儿子是镇医院的医生，到我家帮忙料理后事。他对我说：“大婶死后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是被活活地憋死的啊！要是及时服药，一颗小小的救心丸，就能保住她的命。”

　　这仅仅是我家悲剧的开始。

　　由于长时间受母亲影响，我那正在读中学的女儿黄兵也迷上了法轮功。黄兵在读初一时，患上了轻度的白血病，她读书学校的师生曾捐款5000多元，为她治病。大夫说，像我女儿这种病，属于初发，较轻，只要遵照医嘱，对症治疗活到50-60岁是没有问题的。可她轻信法轮功能“消业”治病的邪说，再加上受她母亲影响，黄兵勉强读到高二下学期，就辍学回家。她练功的劲头比她母亲还大，整天捧着一本《转法轮》，如获珍宝。对李洪志也是敬若神明。每天盘膝打坐，对着李洪志照片练功达六小时，风雨不误。她每天头半夜打坐练功，后半夜手抄《转法轮》章节，我家三间房屋的墙上贴满了她的手抄稿。见女儿成宿达旦熬夜练功、抄书，我就哭着劝她说：“闺女啊！为练功，我失去了你的妈妈，再不能失去你了，你就不要再练了吧，有病咱筹钱治病”。可她却说：“我妈妈的死是她练功不精进，没有上层次”。

　　1999年7月国家正式取缔法轮功后，她仍痴迷不改，除了坚持自己在家练功，还手抄了几千份法轮功传单，我们刁家村2000多户村民家的街门都被黄兵贴过手抄传单。1999年10月，她只身一人，背着一书包花生仁，到北京为法轮功弘法，由于她长时间拒医拒药，再加上成宿练功抄书，身体已严重透支，病倒在北京。闻讯后，我们刁家村村委会资助一万元钱，派专人送到北京为她治病。没想到她病情好转从北京回来后，消停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开始练起法轮功。2004年元旦，黄兵的病情加重，村委会领导闻讯，安排村医生拎着吊瓶到我家给黄兵打吊瓶，可她坚决不肯。并对村医生说：“师父”正在给我“净身”驱“病魔”。2004年2月5日晚，她没有吃饭，张着嘴大喘，憋的满脸通红。我劝黄兵到镇医院治疗，被她拒绝。当天晚上女儿死在家中，年仅29岁。

　　黄兵死后，我体弱多病，已无力再种地了，家中连续送走俩个女人，已不再像个家的样子，村里为我办了低保。小儿子黄作成当时在读高中，学校免去了他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2005年9月，他考上了山西的一所大学，五年大学我无力出钱供他读书，是村里和镇政府出钱才使他读完大学。同年秋天，镇政府将我送到敬老院养老。

　　让我更加伤心的是，我那考上大学的儿子黄作成，由于受他妈妈、姐姐影响，也迷上了法轮功，变得六亲不认。自从我入住敬老院至今，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可恶的法轮功害得我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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