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明英，1970年出生，湖北省安陆市凤凰社区居民。因为我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过于辛酸、过于孤独，习练法轮功后，我将我全部的精神寄托交给了法轮功。我从1996年底开始习练法轮功，2002年从法轮功中走了出来。虽然在法轮功泥潭中只有几年时间，但我可以说，我对法轮功的虔诚、为法轮功的付出绝大多数练功人都无法比拟。同时，也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做出了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新疆建设兵团，他们在兵团相识、相爱并结婚。先后生下了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他们最小的女儿。按理，在家里我应该得到父母的疼爱，哥哥姐姐的呵护，可是从我记事时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爱。因为我5岁时，母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当时大哥也只有11岁，母亲的逝去又使父亲终日唉声叹息，从不过问我们兄妹几个的温饱冷暖。父亲情绪的低落，致使家里从来就没有一丝欢笑，并且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欢笑并且贫穷的家庭，上天也再次给我们制造了灾难：我15岁时，父亲终因积劳成疾抛下一群刚成年和未成年的子女离开人世。我们兄妹四人在大哥的带领下艰难度日。

　　80年代末期，随着大哥、二哥相继结婚，我和姐姐几乎成了他们的累赘，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大哥联系上了我从未知道的大姨妈，大姨妈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将大姐接回湖北她的身边。大姐回湖北后，我更加孤独，年轻的心也经常感叹人生的无奈和无助甚至凄楚，并多次在大哥、二哥的耳边说起想出家为尼的想法。1989年底，大哥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湖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第二天，大哥给我600块钱，让我自己回湖北去。怀揣600块钱，一个19岁的从未出过门更从未坐过火车的姑娘，经过一个星期的闯荡，终于摸回了从未谋面的湖北大姨妈家。

　　回到大姨妈身边，并未让我找到家的感觉、家的温暖。一方面，与姨妈姨父之前毕竟从未相识，情感上总有一种不够相融的感觉，又一方面，姨妈性格刚强，什么事情必须以她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虽然在姨妈身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但在精神上我仍很孤独，我的心里，不只千百遍的发出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而我却是一名孤儿？也不只千遍的感叹，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苦难？我不想生活在孤独、痛苦之中。在姨妈家生活了半年，我就到武汉打工，想从忙碌的打工生活中分解内心的孤独与痛苦。

　　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低，在武汉，我找到了一份帮人当营业员的工作。1996年，我打工的相邻店里的一对夫妻在没有生意时总爱到我们店里聊天，并经常提到他们夫妻在练一个什么功，通过练这个功，他们身体怎么怎么比原来好了，心性怎么怎么提高了。说多了，我也有时接他们几句话茬。一来二去，他们建议我不妨去练练，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

　　开始，我并没有将他们送给我的书当作一回事，丢在住处个把月也没看完一页，后来在读到“业力”说时，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李洪志说：“常人中的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中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病或者磨难……真正除去这一难，就得消除业力。”原来，我从小失去父母，经受孤独和贫穷是因为我“业力”太重，要消除“业力”就得修炼。从此我抱着一颗虔诚的心修起了法轮功。

　　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我当时认为，一个将“真、善、忍”视为宇宙根本特性的法轮功怎么会是邪教？我既迷茫，又沮丧，更是烦躁。也感到自己应该为“造就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大法做点什么，所以，那时在“师父”和功友的鼓动下，我选择了进京“讨说法”。特别荒唐的是，那时一想到自己要到北京维护大法时，感觉到自己好伟大好伟大。当年9月底，我抛下自己不足一岁的孩子（1997年底结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被从北京遣返回来后，我认为自己又“上层次”了，离苦苦追求的“圆满”又近了一步。

　　在这种邪教思维的支撑下，“师父”那时要我们“走出去”，我随后把“讲真相”作为“上层次”、“圆满”的好途径。由于自己经济条件有限，就找到几位“同修”，说出了办个资料印制点的想法。在“同修”们的资助下，我到武汉一下子买回了两台复印机，并专门租下一间房子，复印“同修”送过来的资料，再分发给“同修”散发。

　　2002年5月初，我们隐藏的地下印制点还是被公安机关查获，我当时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在拘留所里，我以不吃不喝不说的“三不”策略对付公安干警。开始接连三天，管教干警们一个个来做我的工作，先是管监号的来劝，后来一直到所长、指导员都来劝，但我一直不被他们苦言相劝所动。越往后，身体就越虚弱，而李洪志的“放下生死便是神”却一遍又一遍在我脑海里响起。拘留所没有办法，只得给我输营养液。而我自己，已深深地感触到已经能够“放下生死”，并为我修炼成神暗暗高兴。

　　自以为已经成神的我，在拘留所里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掉任何“怕心”，一心所想的，就是用“正念”“阻止邪恶的迫害”。一天，我盘腿坐在床上，按照李洪志所教的“发正念”的手法默默地发起了“正念”。不一会，就感觉“功能”从头顶上一浪一浪地往上蹿，而且越往后，“功能”往上蹿的频率越高，力量也似乎越强。自以为有了“功能”的我欣喜若狂，当天夜里睡到半夜赶忙起身穿好我所有的衣服，清理自己的物品。同监室的女友（伤害案犯罪嫌疑人）看到我异样的举动，问我想干什么，我自信地告诉她我要出去。她又问我怎么出去，我告诉她我要发“正念”让铁门打开。女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看着她不可思议的神情，我补上一句“法轮功的神奇你是不知道的”。女友见我胸有成竹的样子，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元钱塞给我，并说“如果你真能让铁门打开逃出去，我出去后也去练法轮功，这一百元钱你拿着，出去搭车、吃饭方便点”。

　　一切准备完毕后我盘腿坐在铁门前的地上，手指着铁门，微闭着双眼发起了“正念”。我抛开思想中的一切杂念，头脑里只想着铁门打开，值班警察睡着，嘴里千百遍地重复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虽然也有感觉“功能”从指尖一浪浪往前蹿出，但铁门连振动一下都没有。但我并不灰心，我相信以我十足的“正念”铁门总有打开之时。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饥饿也不知疲劳，眼前只有铁门打开的景象。直到女友一声“算了吧，都天亮了”才将我从幻想中拉回到现实——我仍然坐在监室的地上。

　　荒唐的是，在邪教思维的精神控制下，“发正念”未将铁门打开，我当时“向内找”，还认为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

　　后来，我努力地按照“师父”的“发正念”方法，天天不断地发，可我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被送到劳教所检查身体时，我还在想，自己已经是放下生死的人了，必然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有师、有法在，还怕什么，所以我暗求“师父”“法身”保护我在检查身体时让我一项也不合格，我也默“发正念”让检查仪器出毛病，但检查的结果让我十分茫然——几项检查项项合格。此时此刻，我的脑子全乱了，我怎么会呆在这个地方？我付出了这多怎么还是来到了这个地方？“师父”不是说“谁动得了你，也就动得了我，就能动了这宇宙”吗？可是人间的法律为何还是将我动了？我对自己一直以来对法轮功的判断顿时紊乱。迷茫着自己一直以来信奉的“大法”为何在关键时刻起不了作用，迷茫着我如此虔诚地修炼却得不到“师父”的保护，迷茫着自己修炼以来的言与行全部以“法”为鉴却仍然逃避不了人间法律的处罚。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管教干部耐心的关心和引导下，结合思考自己的经历我很快从法轮功的泥潭中走了出来。如今，再回过头来想想，李洪志并非什么“神”“佛”，更无无数“法身”，他保护不了任何人，其所谓的“消业”、“修炼”只不过是他挖下的一个陷阱，摆脱法轮功邪教最终还要靠自己从被精神控制的思维中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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