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詹学琼，1959年11月出生，重庆市梁平县人。我从小没读多少书，与丈夫黄德斌结婚后，我们育有一儿一女，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1998年初，我在和外出务工回来的朱占梅聊天时，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的事儿。记得当时她很神秘地告诉我，说练法轮功不打针、不吃药，就能治百病，还能消除“业障”……那时的我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等顽疾，一直想找个“偏方”治好个人的病，免得拖累家庭。听了朱占梅的话后，我很是心动，并很快开始和她们一起练功。

　　虽然我没有读多少书，但当时朱占梅、冷正权、朱启玉、王维菊、李安碧等功友觉得我有“慧根”，领悟能力强。几个月后，我担任了当地练功点的辅导员，我以为这是“师父”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一年多时间里，我积极地游说周围的亲戚朋友，还多次到九龙坡区等主城区和功友交流“法轮圣王”的习练心得。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丈夫和子女都劝我不要再练了，但我根本就听不进去，好几次还大骂他们是阻碍我修炼的“魔”。这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师父”说的“修去名利情”的真正含义，我甚至认为亲情是我修炼中最大的阻碍。此后我断了与家人的沟通，他们说什么我都当听不见，家务事我也不再管了，一门心思在家练功。期间，村镇干部和反邪教志愿者也找过我，想帮助我脱离法轮功，但都被被我拒绝了，有几回我听烦了甚至对他们破口大骂（现在想起来真的好内疚），因为他们的言行，“师父”早就料到了，他们是阻碍我“消业”、“上层次”，我要心无旁骛才能得“圆满”。

　　2001年9月，我接到冷正权的通知，说是有很多新的学习资料要发放给功友。于是，我联系了朱启玉等人到冷正权处领得资料在文化镇、新街乡等地散发。随后的几年里，我两次因为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每次我都“发正念”，祈求“师父”的“法身”保护我，可每次都没有成功。

　　2006年底，我开始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症状。长期以来，我深信“师父”的“法力”无边，认为只要坚持修炼，使身体上的“业力”消除了，痛苦也就没有了，只要坚持修炼，就会受到李洪志“师父”“法身”的时刻保护。因此，我一直坚持不打针、不吃药，也不去医院检查治疗。

　　2008年1月，我和朱占梅、朱启玉、王维菊等在一起打坐，突然头昏眼花，觉得是心有杂念，便离开了她们。回到家里，我自己一个人打坐，但头昏的症状仍没有消失，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昏倒在家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丈夫正在和医生谈话，我连忙问他我怎么了。丈夫生气地说：“你已经昏迷了三天了，脑溢血昏倒在家里，我看到的时候你全身冰冷，我赶紧往镇卫生院送，镇卫生院没有办法又转到了这里（县医院），医生说幸好来得及时，再晚半个小时，你的小命就没了。”

　　这次发病我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但由于长期有病不就医，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之突发脑溢血，让我彻底落下了病根。然而，丈夫和子女没有嫌弃我，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叮嘱我按时吃药，定期上医院做检查。

　　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我犹豫了，心酸了，更为之后悔了，为什么我虔诚修炼的“法轮大法”没有保护我，在我生命垂危时，“师父”的“法身”去哪儿了？

詹学琼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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