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回到加拿大已经半年多了，但丁勇的身影仍时而在我眼前浮现，惋惜和失望的痛楚在不断地折磨着我，焦虑和愤怒使我再也无法恢复以往的平静。

　　去年国庆，我应邀回国参加20周年同学聚会，怀着对祖国的依恋和对同学亲情的思念，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归途。其实除了目睹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寻找青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外，我还有一个梦幻般的情结，那就是我和丁勇那段初恋情怀。在研究生院我们相遇了，不久我就被他洒脱、英俊、乐观上进的气质所吸引，共同的学业，共同的兴趣和志向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但毕业时，我父母移民加拿大，我是个独生女儿，父母一定要带上我，为此他们还专程去找了丁勇，由于丁勇家在农村经济条件较差，经过一段痛苦的权衡，他以我的前程为重，主动提出跟我分手，带着几分气恼，几分遗憾我随父母出国了。一别20年，开始还断断续续从同学那里得到他的消息，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结婚了……有孩子了……升职了……再后来就渐渐没了他的消息。

　　同学聚会上是一片衣香鬓影，同学们在社会上打拼了20年，当年的天之骄子如今都成为社会精英，从政的身居高要，从商的志得意满，搞学术的已位列专家教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左顾右盼却没有我十分想见的他，实在忍不住，便偷偷地拉开当年丁勇最好的同学黄俊，打听丁勇的消息，黄俊一听到我问丁勇，面色立即沉重起来，闪烁其词。在我一再追问下，黄俊深叹一口气，带我到附近的咖啡馆，给我讲述了一个难以置信而又真实的故事。

　　丁勇毕业后，分配到一大型国企工作，他业务精，干劲大，重视科研工作，连续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发表过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还为企业开发了好几个科研项目，使企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得到领导的器重，短短七、八年时间，他已是企业的副总工程师，前途一片光明，同时有了娇妻爱子，生活和事业如日方中。但好景不长，法轮功兴起，他所在的企业中不少人开始练功，丁勇因为当时深受神经衰弱和胃病的困扰，又听信了一些人的谗言，也加入了炼功的行列，同时对李洪志的歪理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深钻细研《转法轮》，认为李洪志的观点是开发了人类科学的新领域，能揭示宇宙真理，是宇宙大法，认为现代科学中数不清的尚无法给出结论或解释印证的问题，都可以从“法轮功”中获取真谛，于是对李洪志奉如神明，顶礼膜拜，每天手不离卷地看李洪志的经文，还对黄俊他们宣传“法轮功”的神灵和奥妙，搞得同学们觉得他不可理喻，他却不屑一顾地说同学们都是常人的执著，都是凡夫俗子。

　　自此，他专业丢荒了，事业不顾了，每天只看一本书——《转法轮》，只做一件事——修炼和弘法，对社会对家庭漠不关心，公司领导找他谈话，他却说，布鲁诺当年提出的日心说不也被看成是异教邪说，法轮功遭受非议都是那些烂鬼破坏的结果。妻子苦苦哀求他不要炼了，他却说妻子无知，妻子跟他讲道理，他打坐不听；跟他吵，他居然摔家里的东西并对妻子大打出手。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网上下载了大量的经文，打印后广为散发，因此受到法律惩罚，服刑1年半。回来后，集团公司出于对人才的爱惜和挽救，继续留用他在企业，规定他不准再练法轮功，不再参与法轮功活动，他表面上应承，骨子里却一如既往地痴迷法轮功，还神神叨叨地说，之所以被法律惩罚，是因为对经书的学习还不够，功力不够精进，对大法的贡献太少，于是他每天坚持几个小时静坐练功、发正念，其幻觉和偏执倾向日加严重。妻子苦劝他去看心理医生并同儿子一起趴在身边求他，他却把儿子一推老远，打了儿子还不许哭。他对法轮功是十分虔诚的，但对家庭和事业却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眷念和热爱，妻子无奈提出离婚，远离他乡，其年迈的父母来为他带孩子，他却与他们形同路人。时时处于仇恨、焦虑、惊恐、狂热、失落情绪中的他，终于有一天突然脱光衣服，用棍子打墙，打自己的头，然后跑出家外，什么羞耻呀，丑陋呀，什么人格呀一概不知晓了，他彻底疯了。

　　第二天，我约几个同学一起到精神病院探望丁勇，他畏畏缩缩地从病房走出来，形体消瘦，两鬓斑白，目光无神，同来探望他的同学相比判若云泥，我心里一阵发酸，拉着他的手，叫道，“丁勇，是我，你看看我。”但他却呆若木鸡，低头无语，我用力扯着他的衣袖，止不住泪水流淌，突然他甩开我的手，奔向黄俊，拉着黄俊说：“‘师父’，你终于来看我了，我的法轮不见了，你快帮我上一个吧。”同学们一片唏嘘……他的主治医生对我们说，法轮功的暗示作用很强，可以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发生异变，使人的现实检验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受到严重损坏，进而幻视幻听，导致精神分裂。

　　现在的丁勇，妻子远离，可怜的孩子跟年迈的父亲在乡下生活，他的母亲因不堪忍受曾引以为骄傲的儿子如此一世，在他住进精神病院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住院费还是同学们凑的，法轮功将丁勇刮进人生无边无际的黑暗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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