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丹，吉林省四平市人，今年43岁。我的父母都是四平针织厂的国营职工，父亲王玉成，1939年出生，是个乐善好施,为人正直的人，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母亲张树贤，1943年出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父母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在母亲的辛勤操持下，并不富裕的生活也过得其乐融融。

　　1995年，父母相继退休，退休之后没有了上班时的忙碌，就经常和一些老同事、老邻居下棋、打牌、扭秧歌，还主动帮街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997年11月，在一次体检中母亲被检查出胃癌，随即住院治疗，由于发现得早，手术后病情得到了控制并有一定的好转。1998年年初，父亲在去医院给母亲送饭的途中，有人送给他一本叫《转法轮》的书籍。从此，父母开始习练法轮功，噩梦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在法轮功标榜的所谓“真、善、忍”和有病不用吃药打针，靠“消业”就能治好病的诱惑下，父亲、母亲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母亲不听医生和我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要放弃治疗，开始不吃药、不打针，每天只是练功打坐，说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回家练功“消业”就能治好病，父亲也极力主张出院。

　　就这样，母亲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停止治疗，出院回到了家里，药也不吃，针也不打，每天和父亲一起读李洪志的“经文”，练功打坐，还经常和一些功友在一起听法轮功的录音带，看法轮功的光碟，交流所谓的练功心得。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后继治疗，母亲的癌细胞很快就扩散了，常常是疼得满头是汗，但却坚持说自己的病情好转了。我和亲朋好友苦苦相劝，可父亲就是不让把母亲送去住院，母亲自己也坚持不吃药打针不住院治疗，一门心思地相信李洪志的“消业”祛病。每次劝她去住院治疗，她都对我说，自己现在是“功”力不够，“业力”太大，只要坚持练功，“功”力就会增强，病就一定会好的，而且还可以“圆满”、“得道升天”、“成仙成佛”，只要她和父亲坚持练功，将来就会使全家受益。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后，父母的练功并没有停止，每天偷偷摸摸地躲在家里练功。就是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也不给开门，说怕我打扰他们练功，影响他们“上层次”。可练功并没有使母亲的病好转，而是病情越来越严重，有时在练功时甚至出现昏迷，但他们还是对李洪志的“消业”深信不疑，每天练功的次数逐渐增多，练功的时间也增长了。

　　2000年3月12日是母亲的生日，11日早上我和爱人买了礼物来到母亲家里，一进门我惊呆了，母亲躺在床上人事不省，父亲坐在旁边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几经追问父亲才道出实情，母亲已经昏迷两个多小时了，他怎么给母亲发功母亲也不苏醒，我看到母亲呼吸微弱，人事不省，急忙和爱人抬起母亲往医院送，可就在去医院的途中，母亲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在悲痛中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哭着和父亲说，母亲的病如果很好地医治，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可父亲却对我大发雷霆，说母亲的离去是因为她的“业力”太大。父亲不但没有失去妻子的痛苦，反而认为这是他自己在“去情”，过“情关”，把这个“情”去掉了，就是去掉了“执著心”，离“圆满”就不远了。就这样，父亲更加加紧练功，在追求“圆满”的路上越走越远。母亲去世后，我想把父亲接到我家里面好照顾他，可是他坚决不同意，说有一个安静的场所能更好的修炼法轮功。

　　2004年7月的一天，我到独居的父亲那里去看望他，当我进到屋里却看到父亲躺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我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脑血栓。可就在给他打针输液时，他总是一趁人不注意就用不太灵活的手把输液管拔掉，拒绝用药就医，就这样拔了又扎、扎了又拔，三天后他开始不吃不喝要求出院。拗不过父亲的倔强，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强行把父亲接到了自己家，想好好开导开导他，可无论我怎么劝说，父亲就是拒绝吃药打针，还固执地相信着“消业”。没办法，我只和丈夫只好雇个保姆伺候父亲。

　　2005年2月8日，保姆很急地给我打电话我说父亲昏迷不醒，让我赶紧回家，当来到父亲的床前，发现父亲一丝不动，瞳孔已经放大，虽然父亲已经坐不起来了，可手还保持着练功的姿势。慌乱中我把父亲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由于脑溢血没有得到控制，脑部再次出血，虽然进行了全力的抢救，但父亲还是带着他永远实现不了的“圆满”梦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许多法轮功书籍、录音带、光碟。看到这些害死了我父母的东西，我痛恨得咬牙切齿，毫不犹豫将这些害人的东西付之一炬。

　　父母的离去，让我对李洪志的法轮功恨之入骨，在悲愤之余，我更希望那些还在痴迷于法轮功，相信“消业”、“法身”保护、“圆满”、“成仙成佛”的人早日醒悟，不要再相信害人的法轮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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