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庆慧，今年43岁，大学本科文化，是河北省青龙县一名高中教师。1996年开始习练法轮功，曾担任青龙县法轮功辅导站西半县负责人。

　　1996年2月，一位习练法轮功的亲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劝我学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是一种好功法，特别神奇，坚持习练能达到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的功效，练到一定“层次”还能“圆满”、“白日飞升”，成仙成佛。我自幼体质较弱，平常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不断，听了亲友的话，我经不住诱惑，开始习练。

　　经过一段时间有规律地作息锻炼，我觉得身体似乎更健康了，这使我很惊喜，于是练功更加投入。随着痴迷程度的加深，练功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做家务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后来干脆一点不做，就连不满周岁的女儿饿了也不给喂奶粉，工作也不好好干了，经常迟到早退，甚至连续几天不上班。

　　为了排除杂念，一心一意把功练好，我把家里的杂志、报纸、书刊等视为不纯净的肮脏物质，全部烧掉，每天就看《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我读的书是法轮功的书，接触的人是练法轮功的人，完完全全迷恋上了法轮功，昔日好友逐渐疏远，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少。

　　我妻子比我小好几岁，结婚后我们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但修炼法轮功后，我按照“师父”“断情去爱”的要求，与她分居，对她不再亲近，不理不睬，生病了我也不管。当年冬天，好几个月我都是穿着厚厚的毛衣睡觉，经常是日夜修炼，以求尽快“上层次”。妻子看到我的言行越来越离谱，就反对我练法轮功。妻子一次次泪流满面地向我哭诉：“你千万不要在歪路上越走越远啊！你再不回头我就崩溃了！这个家也就完了！”

　　由于“师父”早已讲过这是干扰，我就把她的反对当作是“过关”和考验，更加疯狂地修炼法轮功。 “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想要是“圆满”了，去“法轮世界”，然后再给她和女儿幸福，让她和女儿一起到天堂享福，岂不更好！由于我心安理得地醉心于修炼法轮功，不问家人冷暖，也不管家务琐事，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妻子一个人承包，我和妻子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1997年6月份的一天，妻子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修炼用的法轮功书都撕毁了。这把我气坏了，在我的心中，爱法轮功的书籍胜于爱护自己的生命，她在我眼里简直就成了“魔”，我疯了似的狠狠地打了她。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打她，她伤心痛哭，要自杀，她伤心地说：“在你心中，我还不如一本书！？这个家已变成了冰窖！”她让我在法轮功和她还有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我坚决地选择了法轮功。她伤心到了极点，彻底绝望下要求和我离婚，我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为了“上层次”，“求圆满”，我带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彻底放下了工作和家庭，离家出走。在那段时间里，我走遍了青龙大半个县，四处“弘法”，与功友交流修炼心得，组织参加法会，成为青龙“法轮功”辅导站西半县负责人。

　　离开家庭后，在法轮功活动中我经常讲的口干舌燥，时常牙痛得厉害，但自认为这是在“消业”，还自以为有点功夫，且是真修，当然坚决不吃药。牙痛厉害了我就靠背“经文”挺过去，一般是到了后半夜在痛苦中才迷迷糊糊地睡着。就这样，我经常在痛苦中煎熬度日。

　　1998年底，我开始出现幻觉，打坐练功时感觉自己身边有巨大的法轮旋转，像大风车，风力特别大，一下子又变成很多个“法轮”，一起旋转，整个身体要被吹倒，飘飘欲仙的感觉。我感觉是“师父”在告诉我：再加把劲我就要“圆满飞升”了。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我产生了更严重的幻觉，总觉得身边有一个人在时刻关注着自己，我认为那就是“师父”的“法身”在监督着我。我始终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中，夜里打坐练功处于似睡非睡状态时，恍恍惚惚好像看见“师父”在空中坐在莲台上对我说，你马上就可以“圆满飞升”了。我常常感觉自己确实可以飞来飞去了，可以从山顶上“白日飞升”。

　　1999年2月的一天，我突然悟到，南山的气场好，在那里修炼能长功。于是，我就到南山一陡坡处修炼。修炼一会后，我似乎听到“师父”对我说：“你快要成功了！”我突然产生了飞的冲动，就向陡坡边跑去，想跳下去，飞起来。我一边跑一边喊：“‘师父’，我成功了！”幸亏一放羊的老头看到我疯了似地向陡坡边跑去，就冲我大喊：“你不要命了？！”我一回头，脚步不稳，被石头绊倒，滚下山坡，幸好被树枝挂住，才没有摔死，但身上多处擦伤，左脚也扭伤了。被人救起后，我还认为有“魔”干扰，再加上自己修炼不够，才没有飞起来，于是更加拼命地修炼。其后又有几次“飞升”经历，多亏了家人的及时阻止才没有酿成惨剧。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说什么也想不通，认为“法轮功”没有错，是政府错了。为此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抵抗情绪，好友及同事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法轮功，跟我讲修炼法轮功会造成严重后果，可是我依然我行我素。受李洪志“经文”影响，我四处进行违法活动，挑战国家法律，积极鼓动同修们进京 “护法”，并且写了一份请愿书，和几名功友一起进京，到天安门广场请愿滋事。

　　2000年初，我看到一些习练者上访不积极，就再一次给他们做表率，带领一些“精进弟子”拉帮结伙到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等国家机关“护法”。由于我屡次组织从事法轮功违法活动，一度曾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慢慢回归了理性，逐渐找回了自我。现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那段练功的荒唐往事，至今让我心痛。

王庆慧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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