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立志，今年59岁，是曹县一家银行的退休职工。每每想起修炼法轮功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都悔恨不已。

　　1993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城一家银行工作。由于部队多年的培养，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我很快成为金融系统的一名业务能手。三年后，被提拔为信贷科科长。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女儿也通过内招安置到了银行工作，当时全家生活富裕，美满幸福。

　　1997年春天，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几个朋友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不会得病。即使得了病之后，也不用打针吃药，通过修炼功法就可以治愈。他们还说，法轮功要求人们“真善忍”，功法修炼到家后，就可以上层次，达到圆满。他们津津乐道的向我介绍修炼的好处，不遗余力的劝说我跟着他们一起练功，还给了我一些练功用的资料。在他们的蛊惑下，我被法轮功强身健体和所谓的“真善忍”所迷惑，觉得法轮功是一个不错功法，从此，我开始刻苦钻研习练“法轮大法”，日渐痴迷。

　　在那段日子里，为了“上层次”、得“圆满”，我一下班打坐练功，有时练到深夜和凌晨。为表诚心，我还自己出钱买了练功服和DVD光盘，分发给“功友”。为使自己的功力更加精进，我还四处“弘法”。在我的劝说下，妻子女儿也对法轮功逐渐痴迷起来，很快成为我“弘法”的得力助手。对此我很有成就感，感觉自己越发年轻了，练起功来也无比欢畅。我认为，自己如此的刻苦修炼，肯定能得到“师父”的提携。1999年1月，我当上了我们县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那时，我心理上有了一种人生没有白活一回的感觉，认为正是由于“师父”的关照，使我不仅在单位里飞黄腾达，而且在法轮功圈子里还成了一名出色的领导者。

　　于是，我不断组织领导功友进行多场“弘法”活动。1999年4月，我带领他们参与了围攻中南海事件。7月法轮功被取缔后，我和妻子害怕“得道成仙”的美梦破碎，就响应“师父”号召“走出去”，像疯了一样继续坚持“弘法”。我和妻子在女儿的帮助下，学会了网上制作和下载，白天我们在法轮功网站研读“经文”，晚上就将“经文”下载打印，弄成不干胶，做成小册子，在深夜出去张贴和传播，在墙壁和电线杆上疯狂地书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标语。我还和一些法轮功骨干人员制作了十九期《曹县乡音》，讲“真相”，为法轮功伸冤，在法轮功网站上进行大量的复制传播，并在县内四处散发。我还自己出钱为功友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制作了大量的光盘，到处传播。

　　由于我们一心扑在“大法”上，无暇顾及生活，饮食作息很不规律。2003年，妻子的胃病又开始复发，白天不能吃饭，晚上有时疼的睡不着觉。我和妻子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们，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消除妻子体内的“业力”，从而祛除病魔，达到“圆满”。为了能够“消业”，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疯狂的练功、“学法”。由于长期拒医拒药，妻子的病情逐渐恶化。于是，我又想到另一招，把一些上了“层次”的“功友”请到家里来，集体打坐修炼、“发正念”，以此来为妻子“消业”，祈求得到“师父”的拯救，但是妻子的病还是不见好转。

　　2004年夏天，妻子在一次练功中昏倒在地，几乎不省人事。这时我还在“向内找”，认为是我们的功力没有修炼到家，如“师父”说的：病不愈，乃心不诚。邻居闻讯赶来，喊来救护车，我百般阻挠，对他们恶语相加，认为他们这样做影响我们“消业”，加害于我们。医护人员看到这个场景，极力劝说我要立即把妻子送医院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邻居更是责怪我铁石心肠，无奈之下，他们把妻子送到了医院。通过医院的及时抢救，手术治疗后，妻子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从此留下了病根。

　　女儿在开始练功前，还是个花季少女，在单位里谈了一个中意的男朋友，关系一直如胶似漆。练功后，我和妻子按照“师父”的“去情说”教导她：“师父”要求我们要去情，要一心扑在功法上，必须放下常人的七情六欲，不要只为了爱情和亲情活着。我和妻子认为，女儿的功法已经到了修炼的关键时期，按照“师父”的“去情说”，如果不及时斩断，将前功尽弃。女儿也被“师父”的“去情说”逐渐迷惑，也暗下决心忍痛割爱。男朋友到家来找她，都被我和妻子拒之门外。打电话和女儿约会，我们也不让女儿出门。女儿的男朋友一再要求和女儿定婚，也被我们多次拒绝。她的男朋友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女儿执意痴迷不悟，将与断绝关系。由于我和妻子百般阻挠，女儿最后终于和他分手了。从此以后，女儿再也无心恋爱了，别人再给她介绍对象，都被她一一回绝。今年女儿也30岁了，至今未嫁，成了“剩女”。

　　直到2010年，我和妻子、女儿在反邪教志愿者帮助下，才相继走出歧途。作为一家之主，我把全家领进了死胡同，法轮功害苦了我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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