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余崇昂，1965年3月出生，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东源乡人。妻子叫游美琴，我们都是县城偏僻山村的穷苦农民子女，1994年结婚。婚后，我们夫妻俩心连心，相濡以沫，日子虽过的清苦，但是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平淡的幸福。

　　1995年，孩子的出生，给我们的小家平添了欢乐，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我们夫妻俩商量决定去上海闯荡。

　　刚到上海时，我们与一个已经在上海开过店的有经验的老朋友合资，在徐汇区开了一家炸鱼店，我负责技术部分。由于经营管理理念不一致，大家没法做到齐心协力，不到一年，这家炸鱼店就亏本歇业了。朋友退股，我独自接下这个烂摊子，开始了艰难独立的创业之路。刚接手，由于销售不对路等原因，生意一直没有好转。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安慰我说：“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妻子的话让我热泪盈眶，更加坚定了好好经营这家炸鱼店的信念。

　　我们夫妻俩认真分析了上海炸鱼业市场，发现我们在技术上完全不输给其他店，只是我们的营销策略太过于落后了。为此，我们大胆调整了营销策略。在炸鱼店重新开业时，我们打出了低于其他炸鱼店百分之十的价格进行销售，虽然这样做利润不多，可是物美价廉的销售策略，帮助我们打响了开门红的第一炮。这一来，很多饭店、酒家、超市，都纷纷上门。一个月的销售额算下来，就超过了我们过去一年的销售额。然而，好景不长，麻烦就来了，其他炸鱼店纷纷上门，想要砸我们的门面。看着疲惫的妻子，想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鼓起了从未有过的勇气，走到了愤怒的其他炸鱼店老板面前，大声说到：“大家赚钱养家都不容易，有本事你们也降价，不要干这种野蛮人的手段！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好好合作，如果你们不愿意，要命你们拿去！”没想到，一句话，吓退了所有前来砸场的店主，也因此认识了一些同道中人，开始在上海立足下来。

　　知名度打开了，我也将炸鱼的价格恢复到了一般市场的价格。由于制作工艺规范，用料精致，味道地道，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炸鱼店渐渐地以物美价廉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上海客户，被他们称为“鱼王”，形成了当地品牌，打开了市场，从此生意越来越好。

　　后来我又采取节日预订、超市专柜营销、口味特殊预订等方式，炸鱼店做大做强，每个月的订单都很大。同时，我还将家乡的特产客家“乌饭”捎到上海，在销售“炸鱼”品时免费赠送客户品尝，受到客户普遍欢迎。想着在上海已有好的创业开局，致富有路，不久将来，在上海买套房子，把孩子给接过来，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充满了精神。

　　然而，法轮功彻底断送了我的“鱼王”梦。

　　1998年春节过后，岳父游灿良带着我的孩子来上海看我们，同时给我妻子带来了一本《转法轮》。他说来的路上，一个有缘人送的，说是练了以后，可以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妻子游美琴看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工作之余，翻看《转法轮》，学起了“法轮大法”，坚信了里面所谓的“真善忍”修心养性之邪说。8月，她放弃了上海的生意，不顾我的苦苦挽留，独自跑回老家柘荣修炼法轮功，还当起了岳父游灿良、岳母黄秀英修炼法轮功的辅导员。妻子的突然离去，犹如釜底抽薪，使刚走上盈利轨道的店铺陷入瘫痪状态，一连几天，店铺的生意冷清许多。为了维护良好的声誉，店铺必须重新招人替补。可是刚招进来的人，技术根本跟不上，最终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导致产品质量下降，进度更是跟不上订单的速度，炸鱼店的生意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打电话回老家，苦苦恳求妻子看在我们夫妻情义、孩子发展、事业追求上，能够重返上海帮助打理店铺。但每次她都以练法轮功“不杀生”为搪塞，坚持自己的“练功”“上层次”，甚至对我说，就算全家人都饿死了也不去。为了练好“大法”，“上层次”达到“圆满”，我知道妻子心里已经没有了家，没有了我们的事业，没有了我们的孩子。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妻子和岳父岳母对于报刊、电视台揭露法轮功的新闻报道十分反感，认为所报道的法轮功危害事例是捏造的。认为他们练了世界上最大的佛法法轮功，她们是高人一等的修炼人，很有优越感。不顾众人的劝说，她们继续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7月16日，在李洪志一系列“经文”的迷惑下，为了“圆满”，“上层次”，她们三人先后上北京搞所谓的“护法”。2000年12月，妻子因精神恍惚，行为怪异，被送到了心理矫治中心接受治疗。

　　2000年底，看着妻子日渐堕落，家庭日益破败，我无心经营，万念俱灰，关闭了蒸蒸日上的炸鱼店，回到老家。成为“鱼王”的梦想就此破灭。

　　回家后，为了孩子，我一边四处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的艰难生活，一边劝说妻子放弃练功，好好接受治疗。现在，妻子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已经从法轮功的噩梦中觉醒，并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又重新燃起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