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川北苍溪县的一个小山村，对法轮功在农村最基层的传播及存在状态可谓有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观察过程。

　　第一次耳闻法轮功是在1998年。我所在的县城有一个纪念红军渡嘉陵江的桥头广场，那是周末游玩的好去处，修剪整齐的草坪前耸立着徐向前元帅题词的纪念碑，站在半圆形的广场上，可以鸟瞰嘉陵江水浩浩荡荡东去的壮阔场景。然而有一天当我和同学们来到此处，却见众多身穿黄色练功服的人整齐的排列在广场上打坐，旁边一位大爷热心地给我们解说，这是在练功呢——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大概和气功一样吧，但当时只以为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而已。

　　1998年暑假回家，吃过晚饭后，家里来了几个面色神秘的叔伯婶子，和母亲在屋里嘀咕了半天，看着母亲很不情愿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们鼓动喊母亲去“听道”。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那段时间我正在阅读西方宗教学的书籍，心想有机会亲自见识一下也好。就怂恿母亲去看看，黄伯伯对我的到来很是高兴，因为当时读师范的我已经是村里学问最高的人了。他给我找来几本书籍说：“我文化浅，看不懂‘师父’书里面说的，每次传道所讲，都是听县里站点负责人转述‘师父’说的，还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才能弘扬我们的法轮功啊。”

　　在黄伯伯一个人在有声有色地“传道”时，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中一本叫做《转法轮》的书，内容大致就是教人练功修行，消除“业力”，抛却七情六欲之类的。看着黄伯伯的“传道”，让我大失所望，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基督教之类的才能称得上“传道”，原来这练气功的也可以叫“传道”啊（当时我以为法轮功就是一种气功）。听到末尾处，伯伯举了很多案例，赵家河的一个大妈，害病几十年，吃药也不好，自从练功之后，断了医药，反而病好了；还有对面山上的一个娃娃，自以为念过几天书，不允许家里人练功，后来他每次看书就流鼻血，以至于没有考上大学。

　　听到这里，我差点笑了出来，前者的真假我无从辨别，最后所说的这个娃娃恰好是我初中一个姓黎的同学，他之所以没有考上大学是因为他得鼻癌了。真是谣言一传差别万千啊。回家的路上，我与母亲谈到我的疑问。母亲也甚是怨愤，原来她只是碍于这个伯伯的面子，不得不来凑合一下。母亲说，这法轮功啊，是伯伯在辽宁营口打工的时候学来的，现在他也不出去打工了，整天就在四里八方的“传道”。刚开始时就是教大家练功，活动筋骨，大家心想也无所谓嘛，反正健康总是最重要的。后来开始要大家定期开会啊，张嘴“师父”闭嘴“师父”，这“师父”谁都没见过，谁知道他有没有所谓的法力呢？现在不单我们村里好多人都要到他家去开会，他还要去给隔壁县的开会，反正你这伯伯现在比乡长还忙还管用了。见到母亲一脸不满的样子，我便也不再劝她。

　　1999年寒假回家时，问及黄伯伯的“传道”大业，母亲就差破口大骂了。原来是黄伯伯在后来的“传道”中不单隔三差五开会耽误农时，要求交钱孝敬“师父”，还鼓动村民荒废田地跟他去成都和北京练功。他的行为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大家都散了，伯伯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在当时18岁的我来看，这不过就是农民闲来无聊的一场闹剧，既耽误农时，还破坏邻里关系。自此，黄伯伯的“传道”大业没有了市场。

　　2010年我从成都回老家过春节，偶尔一次遇到黄伯伯，我问母亲黄伯伯现在在忙什么，母亲告诉我，他早就没有练法轮功了，现在家里带孙子。母亲感叹到：“法轮功真害人啊……”她前段时间听说，我们县万安乡李子村王霄麟的婆婆因为相信练功不看病、不吃药，前段时间过世了，死的时候才60多岁。过世前，病情严重时医生强行给她输液，她自己偷偷把输液管都拔了，声称生病就是给自己“消业”，“师父”不会让她死的。原来这婆婆自从当年练习法轮功之后，就真的着迷了，居然相信可以长生不老，所以生病后不就医不吃药，去世后在她的床下找出了一大堆药片。这奶奶的孙子和我恰好是同学，我去悼念时，他告诉我以前劝过婆婆好多次，乡上还专门来了个干部劝她，她说她一把年纪信这个长寿，这就跟拜观世音菩萨求平安一样。可惜的是观世音菩萨不害命，这法轮功却害了她的命啊。

　　当然，这只是十多年来，我基于川北贫穷农村地区法轮功的观察，其他地方或许又不一样。尤其是城镇居民由于自身职业、素质、需求的不同，对于法轮功及其他一些莫名奇妙的“传道”行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是大不一样的。宗教本是给信众树立美好愿望为宗旨，在繁重的生存和精神压力下寻求一片灵魂的净土。但倘若以危害信众的健康，甚至不惜牺牲信众的生命，那么这样的“教”肯定是邪教，其所谓“教义”的谎言终究会被人们识破并抛弃的。

【责任编辑：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