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阳晟，系邵阳市北塔区教育局退职干部。1996年至2006年我任北塔区程佳桥乡联校校长并兼任程佳桥中学校长。

　　柳得运老师，今年40岁，系北塔区程佳桥中学语文教师，出生于新邵县言栗乡（现并入小塘乡）一个偏远的农村。他是初中毕业后考入中等师范，毕业后分配在程佳桥乡田庄小学教书。在田庄小学教书期间，柳老师参加电大考试获得中文系大专文凭。我当时在乡联校负责，通过调查了解到柳老师教学态度严谨、方法得当，在学校师生中享有较高威望。1997年9月，由于老校长调任，所以，柳得运老师被指定为田庄小学代校长。

　　1998年6月，组织安排我兼任程佳桥中学校长，我就将柳得运做为教学骨干从田庄小学调至程佳桥中学教语文。调至中学后，柳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每天备课到深夜。对班上成绩落后的学生，除了给予补课，还经常走家访，与家长一起鼓励和帮助后进学生。由于柳老师的不懈努力，他负责的班级在全乡会考中每次都能考取比较理想的成绩。程佳桥中学曾号召全校教师向柳得运老师学习。乡联校也认为柳得运老师将来很有发展前途。

　　但是，自从他染上法轮功后，不仅事业上一事无成，而且弄得精神失常。

　　1999年5月，法轮功传到程佳桥中学，还说是一种非常好的气功，习练之后不仅可以祛病健身，而且练到最后还可以成佛成仙。当时学校有好几位老师都参与习练，柳老师也就是那时参加的。此后仅几个月，国家就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并依法予以取缔。国家宣布取缔之后，学校其他几位老师就都没有再练了。只有柳得运痴迷进去就不肯放弃，学校多次找他谈话都不起作用。他还说：“这肯定是政府搞错了，法轮功这么好，叫人修真善忍、做好人，不可能是邪教。”

　　自从痴迷法轮功之后，柳老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交往，而且变得容易激动，对教学也不怎么在意了。对此，班上的老师和学生都有反映。日子一长，连家长也找学校反映情况，说柳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宣扬法轮功，纷纷要求将孩子转往其他班级。对此，作为校长的我多次找柳老师谈心，要求他一定要把心思放到教学上，并要求他不要违反国家法律。他表面上答应，但实际上背地里仍然在坚持修炼法轮功。有一天，他在上语文课时，在讲台上公开讲“法轮大法好”。一位姓李的学生当时指出柳老师不对，柳老师走过去对这位学生顺手就是两耳光，当时引起全班同学的强烈不满。此事后来被学生家长知道了，还找到我，要求柳老师要公开赔礼道歉。学校也认为是柳老师不对，要求柳老师向学生及家长赔礼道歉，但柳老师一直没有答应。还说：“我是‘大法弟子’，不会向‘常人’赔礼道歉。”我见柳老师的言语和行为有些不正常，就向区教育局和乡政府的领导作了汇报。1999年11月的一天，由区教育局、乡政府、程佳桥中学和柳老师的姐姐柳冬梅（因柳老师的父母年事已高，加之身体不好就没有来）四方面在共同做通柳老师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将柳得运送到宝庆精神病医院鉴定。鉴定结论是：情感性精神分裂症。医院的解析是，说因为柳老师对某一方面的事情太过专情而引起的精神毛病。此后，学校要求柳老师先回家好好养病，待病情好转后再回学校讲课。

　　1999年底的一天，柳老师不在家里好好养病，不声不响地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弘法”，后被当地公安抓获，并通知学校从北京将人接回。此后，学校要求柳老师在学校与另一位单身李老师同住一房。但这样也不能使学校安宁，柳老师每天晚上深更半夜要起床打坐练功，弄得同房的李老师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白天上课没精神，于是向学校提意见。不得已，我们又找柳老师做工作，动员他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并做他姐姐的工作，要他姐姐和学校一起去医院陪护。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了40多天，柳老师的病情明显好转，出院后就又要他继续讲课。但他讲课时不按课本内容讲，而是讲法轮功如何如何好，还告诉学生练法轮功的动作。有一次还在讲台上公开打坐练功，全校师生对此反响强烈。据与柳老师同房睡的李老师反映，有一个晚上，柳老师深更半夜起床打坐练功，李老师就说了柳老师一句：“你怕是个癫子，深更半夜不睡觉，起来练什么功？”后来等李老师睡熟之后，柳老师就用手掐李老师的脖子，边掐还边说：“我要除掉你这个破坏大法的魔。”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老师敢跟柳老师睡一起。没办法，通过做柳老师的工作，并同其父母沟通之后。劝柳老师回老家（住在他姐姐家）养病，工资分文不少，等病养好了之后再回学校教书。就这样柳老师告别了讲台。

　　虽说柳老师由其姐姐照看，但其姐姐自己开了一个商店，要做自己的事。也就是说有时柳老师外出她也看不住。此后，柳老师的生活轨迹是：领到工资之后就去住宾馆旅社，钱花完了就回老家住，到下个月又到学校来领工资。可以说，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扬“法轮大法好”，住到哪里就在哪里打坐练功，走到哪里胡话就讲到哪里。如说某市长、某书记是自己的舅舅，某国家主席、某总理是自己的亲戚等等。也就是说，在他老家、在学校、在他住过的宾馆旅社等场所，凡了解柳老师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癫子”（指精神病患者）。柳老师先后还去北京“弘”过两次“法”，两次都是学校派人去接。还有一次，他姐姐打电话告诉学校，说柳得运不见了，我们连夜派人往北京赶，在北京到处寻找都不见柳老师的踪影。五天之后他回到了姐姐家，问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外出不说一声？他说自己在邵阳住宾馆，外出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他曾多次扬言要去北京“讲真相”，所以弄得学校的精神很紧张，一听说他不见，就要往北京派人去寻找。还有一次，他跑到新邵县城玩了好几天之后才回家，弄得学校也派人到北京找人，花费了不少的经费。有时他跑到江北开发区的“实味宾馆”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后来学校知道他经常住“实味宾馆”，只要发现他不见了就去那里找他。有时劝他回家劝不回，就只好派老师陪同他一起住在宾馆，主要是担心他外出闹事和怕他本人出事。后来他知道我们会去“实味宾馆”找他，就又换到“昭陵宾馆”住。为了能了解柳老师的行踪，学校对邵阳市区柳老师曾经住过的宾馆旅社都放了联系电话，请他们帮忙：如果看到柳老师来住店了，就用电话与学校联系；如果发现柳老师精神有异常反映、或者离去了，也请立即电话告知，所有电话费及相关费用都由学校负责。后来学校商议，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就又想了个主意。就是限制柳老师随身所带的现金。学校与柳老师的父母及姐姐商议后规定：柳老师每次来学校领工资限领200元，一个月不能超过3次，每次相隔时间不得少于十天，工资的结余部分，或半年、或年终由其姐姐柳冬梅来学校结算签字和代领。

　　2003年3月，其姐姐打电话给学校，说柳得运的精神越来越差，人也瘦弱了很多，并且动不动就打人。没办法，学校只有再次将柳老师送至精神病医院治疗。这次又住了40多天，他稍微好一点，就又跳起脚要出院，如果不答应，他就在医院里打家伙、摔东西，弄得医院不得安宁。我们只好又将他接回送到他姐姐家，仍然请他姐姐照看，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曾经一个好端端的优秀教师，就这样被法轮功害得精神失常，我深感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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