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金芝，家住山东枣庄薛城区临城街沿河居委会134号。我是1985 国庆节嫁给我原先的丈夫郭守义的。他在对越自卫还击轮换战中光荣负伤，摘除了右眼睛，鼻梁上还留下一块大疤。我和他是高中时的同学，我当时在区被服二厂工作。他退伍后政府安排他在一家国营商店当保管员，每年还要发一笔抚恤金。不久我们又添了个儿子。日子过得非常美满。

　　谁知到了1994 年，他所在的商店改制，他下岗了，生活上仅能领一些伤残抚恤金。我所在的区被服二厂也破产了，只好在家门口开了个裁缝铺。我裁缝铺的生意虽然还行，但在年青时就患上了脊椎增生病，因为过度的劳累更严重了，有时受点凉腰疼得要躺好几天。看了几家医院，花了好多钱都没治好。这时，有一个老邻居杨大姐找上我说：“你身体有病，到我们这里练功就好了。”我半信半疑去练了几天，病疼果然感觉轻了些。杨大姐是当地一家银行的退休职工，也是我们这里功友们公认的“悟性”高的人。她说我病轻了，主要是“师父”给清理了身体中“业力”，提高了德性。这德性提高了，不但能彻底治好病，还能改变身体的物质结构，还能带动一家人都改变身体的物质结构，将来共同到宇宙最高层次的世界里生活，要啥有啥，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我越听越入迷。并在她的引导下一遍又一遍地读《转法轮》，而且还一遍遍地抄，以求快速“提高层次”。可裁缝铺里的生意慢慢冷清了，丈夫抱怨我。可我想钱虽少挣了，可“德”却提高了，将来带一家人“圆满”升天了，钱就更没用了。

　　后来，我不但自己练，还动员丈夫一起修炼。丈夫这时开了个打气枪的摊儿，由于他在部队里枪法就很好，还热心地教顾客，很快有了名气，每天都招揽许多生意。再加上他对我修炼法轮功一直反对（虽然他结婚后更事事依着我），这时一听我说让他也练，再也忍不住了，便连吵带刺地说：“我才不信你们那套牛屁经呢！牛屁还有点臭味，可你们的牛屁经连臭味都没有，全是虚的！再说你也练、我也练，一家人吃什么？”丈夫不练，我只能下更大的功夫修，以便得到足够一家人共同升天的“大功”。为了得功我还不断做“助师弘法”的‘善事’，把家里能拿出的钱尽量拿出来做法轮功宣传品，或帮助贫穷的功友买“师父”的书籍和音像资料。

　　2001 年政府取缔法轮功两年多了，我还执迷不悟。家里的生活被我弄得穷困不堪。快过年了，丈夫拿出三百元让我去买点面、肉和油盐酱醋等过年的东西，还嘱咐我一定要给儿子买一挂鞭炮来。就在这时杨大姐找上了我，说资料点的电脑坏了，请了个修电脑的功友，杨大姐让我给他点钱回家过年。我当时虽然也怕回去丈夫骂我，但又一想我丈夫过年还有一笔政府慰问金和礼品，虽然他还会吵，但这是为全家人“积大德”的好机会，便把准备过年的三百块钱全给了他。

　　回家后，丈夫和我大吵了一顿。我也感到亏得慌，我说：“我是真心为这个家好，等到全家一起升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他还是骂。我只好又找到杨大姐诉冤。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并说：“你是‘悟性’高的人，能不能指点我一下怎么能更快点升天？”她说：“行啊，现在全国的弟子都去北京护法正法，师父《走向圆满》的经文我不早就给你看了么？！师父说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待了！我这一年多里都替师父点化你，可你总是说要同全家人共同升天！现在我悟到，在这个最后和最好的时刻，你应该先行一步，到北京再找机会立下足够三口人一起升天的大功。”我说：“怎样才能立下这样的大功？”杨说：“到北京正法是一功，到天安门广场‘正法’又是一功，到天安门城楼‘正法’更是一功！”我听到这里又欢喜又担忧，说我怎么才能上天安门城楼上去“正法”？杨大姐听到这里，沉吟一下说：“那个修电脑的小伙子现在也正想去北京‘正法’，他很会想办法，你们可以结伴去”。“可我没有钱！”杨大姐很快考虑了一下又说：“那小伙子的父母早就为他省下了一笔结婚的钱。你现在就假装是那小伙子的女朋友，告诉他们准备到外旅游结婚。他父母肯定要给钱，”我一听又羞又气地说“我有丈夫！人家还是个大小伙子”“你有丈夫，可丈夫不让你练功嘛！他是大小伙子，可也是个老光棍，年龄就比你小三岁。更何况你们都是大法弟子。现在是‘正法’的关键时期，非常需要有弟子放下一切站出来‘正法’！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的‘正法’！你过去这个坎，就能把丈夫和孩子带到天堂上享福！张刚呢，也能把父母带到天堂享福，不比你们在人间过这受罪的日子好多了？！”我还有些犹豫，杨大姐又说：“你们假扮个夫妻又有什么？你不要觉得对不起你的丈夫和孩子。你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升天做这个的。还有，你做一切师父的‘法身’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不定还要让你再多得一份功呢！”听到这里我不再犹豫了。

　　我们果真从张刚父母那里骗到了准备给他结婚的钱。又在地下资料点特制了可以一下子撒到空中的硬纸大法资料和一些“及时贴”。我们把这些藏在内衣里，并商量好一个看周围的动静，一个突然散发。散发完在回来的路上再贴些“及时贴”。为了保险我们又照了个结婚合影照，办了个假结婚证。我们年前没买着车票，到年初四才买着票来到了北京。休息一晚，第二天也就是年初五去天安门买了登城门楼的票。没想到我们在过安检门时被安检人员查了出来，被警察送回了家。我丈夫知道这事后非常恼怒，跑到杨大姐那儿大骂了一顿，又找了张刚的父母，同他一起到法院去告她。我感到丈夫犯了大罪，我这多年修炼的让一家人升天的功不但要白费了，而且还将有全家下地狱的大祸。便疯了似地同他撕打了一顿。并大叫着要同他离婚。他冷笑着说：“离也可以，但必须把孩子留下！”看见他这样说，当时我想，我做这一切都是为咱一家人，可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才不怕呢！“大法”早就说了，只有割舍掉这世间的亲情就能“圆满上苍穹”！离就离！可是我的孩子却大哭着喊：“妈妈不能走！”我忍不住抱着孩子哭了。这时丈夫又说：“你要真疼孩子就在家好好过日子，不能再走火入魔修邪功了！”我一听他又骂法轮功，觉得这样下去是绝对修不成了。还不如早离了，一心一意地练功，再用我修下的“大功”带他们一起升天，或许还有救。就这样我们离了。

　　离完婚我没地方住，又找到了杨大姐。杨大姐虽然已被法院传唤，但她拒不认为自己错了；又因年老体弱，仍然住在家里。她先让我住下，然后说：“离婚你不要怕，张刚不是还没找到对象么，我看你们一起过好了。你们结婚可以双学双修，师父在经文中说，男女双修比任何修炼长功都快呢！只是层次不高又不是夫妻的人这样修，会修出邪火魔道来。现在你们不要担心了。”听完这话我又给丈夫打电话，说你只要让我练功我还要回去。可丈夫还是那句话：必须是不修邪功了才能回去。我一咬牙便让杨大姐找到张刚撮合，没想到张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忍着丢弃丈夫和儿子的痛苦，怀着快速“提高功德”和“上层次”的欲望，更保留着升天的那一刻再去带常守义和儿子一起走的梦想，荒唐地同张刚生活在了一起。

　　我和张刚没有房子，居住的是原被服厂废弃的旧房子。家具也是厂子原先丢下的旧办公桌和职工的旧床铺，唯有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堆煤球是新的。可不久这里要拆迁，我过去在被服厂的一个朋友看我太可怜，就让我们去沿河居委会找她的一个没人住老房子里去住，租金很少，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住在这儿。可就在这样的地方，我俩还是坚信“双学双修”一定能快速“圆满”，还是一心一意地修炼。可不久我却怀上孩子了。我们没有去医院的钱，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感到打掉胎儿也是杀生，而“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了，杀生会造成很大的“业力”。连动物都不该杀何况是人呢！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出生后也带着他（或她）练功，将来同我们一样到“宇宙高层中的天国”里生活。

　　孩子不久出生了，是个女孩，由于我是高龄生育（那年43岁），再加上平时生活不好，孩子一出生就没奶吃，我们也没钱买奶粉。是孩子的奶奶后来知道了，把她抱走喂养的。我们俩还是一心一意的“双学双修”，可修学了两年后，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孩。有一天孩子的奶奶来看望，把大女儿也带来了，正好街道居委会的干部清查计划生育。由于我们没《结婚证》和《准生证》、更没给孩子安户口，他们便要我们补办手续、交罚款给孩子安户。可我们实在没有钱，就让我们缓交，并先给孩子安了户。没几天又动员了几名志愿者给孩子送来了奶粉和其他生活用品，并给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帮助我们终于走出迷悟。

　　在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我裁缝铺又开起来了。但主要是缝补和翻新一些旧衣服，张刚也重新找到了工作，但收入也没有从前多。日子过得依然很苦。我觉得对不起我们的两个女儿，是我们让她们这无辜的生命受累了。而且我更觉得对不起我那儿子和原先的丈夫。至于张刚呢，我现在还没有感到他是我的丈夫。这不仅仅因为我比他大三岁，可能有人认为我们可算是姐弟恋，可我从来就没像正常人那样恋过他，他也没有像正常人那样恋过我。是法轮功的“圆满升天”和“双学双修”的欺骗使我们姘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这两代人痛苦。

　　有人说我们这种痛苦比起那些为“圆满升天”而失去生命的人要好的多，但我却时常感到长痛不如短痛，一下子死了更好。但又一想那样会给无辜的孩子造成更大的不幸，也给好心的志愿者和政府造成更大的负担。我们是怀着巨大的赎罪心情生活下来的，我们只求孩子长大后能原谅我们。当然我们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这畸形的生活，以便让更多的兄弟姐妹接受我们的教训，防止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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