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江寨红，现年47岁，家住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金紫街46幢4-2号，原是市轮渡公司的职工，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去附近公园散步，发现有十来个人正在围着看什么，于是我好奇地凑到跟前。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叫《转法轮》的书正在给大家讲，说这是一种最新的功法，简单易学，练这种功可以祛病健身……我觉得很好奇，便买了一本书回家看，当我把《转法轮》看完一遍后，就迷上了法轮功。

　　在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依然积极地干着自己热爱的工作，常常带妻子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可是随着我长时间接触法轮功，把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对家庭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了，孝敬父母和对待妻子大不如前，法轮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慢慢地，我便自我感觉已经上了一定的“层次”，觉得自己与“常人”的社会已经不太融合了。那时，看到同事们积极努力地工作，我便认为他们很庸俗，将名利看得太重。再看看妻子，她一天只知道上班，觉得作为“常人”太可怜。因为李洪志说过：“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年岁一过，悔已晚矣。”此后，我那原本幸福的家逐渐成了我修炼的羁绊。除了修炼，一有时间，我便和功友们交流心得体会，很少关心家人。家人发现了我的变化，都劝我不要再练了，要吃亏的。可我执拗不听，一意孤行，妻子在家和我大吵大闹，还将我挂在墙上的“师父”画像给撕了，我生气地打了她一耳光，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打她。我坚定地告诉妻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就是不能放弃‘大法’！”妻子不堪忍受我的言行，独自一人搬回娘家去住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法轮功是让人做“真善忍”，“做好人”，怎么就不让练了。我开始为李洪志的法轮功喊冤叫屈，始终不愿意承认法轮功是邪教的事实，依然坚持修炼“大法”，还闹着要进京去“护法”。父母亲、兄弟、姐姐好言相劝，叫我面对现实，不要再执迷不悟，年迈的父亲在我面前泪流满面，痛哭不止。然而，我把这一切都当成“考验”、当成“过关”，心中只有一念：“坚修大法心不动”、“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

　　2000年7月，我约几个功友到北京去“护法”，被遣送回当地，但我无动于衷，心中别无他念。之后我更加热衷于“弘法”、“讲真相”，逢人便介绍法轮功，见人便叫人学法轮功，希望更多的人“得法”。

　　2000年9月，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了，向我提出了离婚。我不但没觉得留恋，相反当时我心里想，这不正是《转法轮》中说的要放弃“情”吗？这不正是对我的“考验”吗？我当时认为离婚了自己的“功法”会更上一个“层次”，为了加速“修成正果”，我欣然同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后来，父亲经受不起我离婚的打击，身体大不如前，经常住院，母亲则日夜以泪洗面。然而，面对这一切，我依然无动于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

　　直到2009年3月，原重庆市法轮功总站站长顾智毅告诉我，有一名“学法”很精进的功友汤毅的病情很严重，让我们一起给他“发正念”，清理身体。到了才发现房间里有几个功友先到了，经介绍知道他们分别是余兴珍、高占英、王万兴、王大苏、许红敏、余四妹、余五妹、小周、秦阿姨，我们相互交流了一会儿心得。有人提议，我们十个人在汤毅家里的床边、沙发上、地上盘腿“打坐”，给他“发正念”，“清理屋内空间场的一切邪恶”。我们连续在几个上午的10点、11点、12点三个整点“发正念”，而后就集体“学法”、读“经文”。当时，我们坚信“发正念”给汤毅“消业”，他一定能够好起来。

　　然而，汤毅的身体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不如一天，他臀部的褥疮烂得更凶，手脚变得僵硬麻木，人也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我们见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相继偷偷地离开了他家。就在第二天夜里，汤毅由于长期拒医拒药，一再延误治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看到功友汤毅如此虔诚的修炼，也没换来李洪志“法身”的保护，反而却让他过早地撒手人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所谓的“消业”、“上层次”都是骗人的。想明白这些道理后，我感觉到了彻底放松，放下了背负了十多年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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