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建福，现年43岁，家住平谷区东高村镇西高村。一家四口人，妻子贤惠能干，女儿聪明可爱，老母亲身体健康。

　　我原是电厂的电气焊工，厂子倒闭后就开始给人打零工。虽然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因为手艺好、为人和善，村里村外也算是小有名气，很多人都慕名来找我干活，一年到头闲不下。妻子在家种着2亩责任田，收获的粮食和蔬菜除自家吃外，剩下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卖。靠着辛勤的劳作，家里的收入每年颇丰。1992年，我家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屋内装修都是用的当时最好的材料，买的当时最先进的家电，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乡亲们都羡慕不已。而这一切都在我练上法轮功后彻底改变了。

　　1995年，我开始频繁出现胃疼、腹泻等症状。到医院看过几次，医生说是因为长期在外干活，饮食不规律引发的急性肠胃病，需要坚持吃药慢慢调理。我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后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这病一两个月就要犯一次，每次都是连拉带吐几天下不了床，耽误了自己干活不说还要拖累妻子在家照顾我。那个时候的我心情糟透了，每天都数着手指头过日子，本来性格温和的我脾气也见长，动不动就冲着妻子、孩子发无名火，可发完火后又会无比的自责。

　　9月份的一天，我正在邻村干活，无意间听到两名妇女在谈论法轮功，说什么只要诚心修炼，不用吃药就可以治百病，修得好还可以成仙成佛。我一听就心动了，凑上去跟她们“讨教”，她们又给我讲了许多因为练功治好病的实例，说得有名有姓、言辞凿凿，听得我心花怒放。临走时她们塞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回去好好学习学习。我如获至宝般小心的把它收好，并开始幻想自己的病马上就会好了。从此，我满怀着希望开始认真研读《转法轮》，并照着书上教的方法练习，还给自己定了练功计划。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完早饭先练两个小时的功，然后出门干活，晚上6点收工回家，晚饭后再练两个小时。这样一个月坚持下来，我觉得自己的胃病果真有了好转，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理暗示和有规律的锻炼、按时吃饭的结果，而认为是法轮功的功劳。妻子见我练功真的起了作用也就欣然接受了，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后来，妻子在地里干活时不慎扭伤了腰，在我的影响和鼓励下，妻子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从此，修炼法轮功成了我们夫妻俩每天生活中的必修课，一有空就打坐练功。很快我们不再满足于只是练练动作、健健身了，而是买来法轮功书籍、磁带，边看边听边讨论，隔三差五还会和邻村的同修们聚会，交流心得。不知不觉中本来就对鬼神有所敬畏的我开始对李洪志所讲的“做好人”、“上层次”、“成仙成佛”等内容深信不疑，认定李洪志就是佛，就是普度众生的救世主。练功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祛病健身了，心中对“圆满”、“白日升天”充满了向往。于是，我和妻子更加积极、虔诚的修炼，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练功、“学法”上。从每天练两个小时到小半天，后来干脆一天到晚窝在家里“钻研学习”。

　　长期的练功、“学法”，满脑子都是“消业”、“上层次”、“圆满”的诱惑。我再无心干活，每次有人找我，总是以家里有事、最近很忙等各种理由推脱，即使不情愿的去了，也是敷衍了事。人家埋怨我干活不认真，手艺也大不如前，我却说：“现在学好法轮功才是头等大事，等我‘圆满’了，想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手艺干啥。”还煞有介事的劝别人：“要想做好人就得学法轮功，做了好人就可以百病不找、百毒不侵，练得好还可以‘得道成佛’、‘圆满升天’。”日子久了，也就再没人找我干活了。妻子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到地里干活，收成大不如前，也不再去集市卖菜了。从此，家里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

　　家里年过70的老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苦口婆心的劝我们“我不识字，不懂你们学的是什么功，可你们年纪轻轻的得挣钱养家，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没听说过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哪里听得进去，只说：“您别管，您就等着跟儿子享福吧。”母亲一直有高血压病，以前都是长期吃降压药控制着，练功后由于受李洪志的“病就是一种业，医院是不能消业的”，“不能吃药，吃了药就是积攒了业力，就上不了层次了”说法的影响，我不再给母亲买降压药了，认为疾病不是病，都是“业力”的结果，是“圆满”路上必经的苦难，要想彻底摆脱痛苦靠吃药是不行的，要通过修炼法轮功，按照“师父”所说的“消业”来经受考验。有一天母亲眼前一黑摔倒在地，我还愚昧的认为这是好现象，是把“业力”还完了，急忙给母亲发功，不让送医院。后亲戚、邻居实在看不过将母亲强行送到医院，医生说是由于高血压导致脑部缺血缺氧引起的急性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才算有惊无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

　　尤其是我们的女儿更可怜，女儿那时还小，正是跟父母撒娇的年龄。孩子每天哭哭闹闹要妈妈，可一向疼爱孩子的妻子变成了冷血动物，连陪她看一会儿电视这小小的要求都不答应，甚至连多叫一声妈妈都觉得多余，简直还不如一个继母。妻子认为女儿是阻碍自己练功“得道成仙”的“魔”，也是对自己“上层次”、“圆满”的考验，因为怕影响了自己练功精进，还狠心将女儿锁在屋里不让出来。有时我和妻子为学法忙得昏天黑地，孩子连饭都吃不上，经常是饿着肚子入睡。

　　1997年，我和妻子都感觉自己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再是常人了，身体里注满了能量，连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随时都有可能飞到天上去。于是，我和妻子每晚练完功就爬到房顶上打坐，盼着有一天能升天享福。在我们眼里常人做的很多事都是不屑的、低俗的、肮脏的，不再和亲戚、邻居来往。我和妻子平时聊的话题也都是如何使修炼更加精进，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分居，完全变成了互相勉励的功友。

　　1999年政府取缔法轮功的时候，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法轮功是邪教的事实。同时，李洪志在国外不断发表“经文”，说“圆满”时间快到了，再不“走出来”就失去机会，要被“淘汰毁灭”了。在这种恐吓下，也为了自己“圆满”，我也干起了违法的事。一开始自己买来笔墨纸砚写标语，等夜深人静了就贴到村里的电线杆上、树上，各家的门上、公共厕所的墙上。后来就和邻村的同修们一起大量印制法轮功传单，挨家挨户的散发出去。我还组织同修们到河北、天津等地“护法”、“弘法”、“讲真相”。因为当时我家里条件比较好，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来承担的。很快家里多年来的积蓄都被我挥霍一空。我还暗自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心想我帮“师父”救度众生，很快就能“圆满”了。

　　2000年2月的一天，我和妻子跟邻村的3个功友商量到北京上访的事，想为“师父”和“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当时母亲正生着重病，并且正在输液，身体很虚弱。她想让我们多腾出点时间照顾照顾孩子，可我却一心想着我要做的“大事”，就跟母亲推托说：“明天我得去邻村老王家干活，早就定好的事儿，人家挺急的，志云（孩子的母亲）也得跟着去帮我打打下手。”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父母，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李洪志还说：“你要不放下这个情，你就修不出来。”所以我和妻子绝情的撇下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我想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当天去，当天就可以赶回来。于是，我们为了放下这个“情”，第二天一大早就悄悄地离开家跟功友一起去了北京，坐车到了信访办，填了一张上访的表格，写了“还法轮功清白”之类的话。当然，我们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在这期间，家里的亲人来看我，说老人和孩子遭了不少罪，劝我们别再练了，但是我是蛤蟆吃秤砣铁了心还恨他们，认为他们在用常人的“情”把我拉出去。妻子有点心软了，我就大骂她没用，不配做大法弟子。

　　这话果然应验了，2002年我和妻子又瞒着老母亲谎称孩子生病住院，向邻居借了3000元钱，伙同功友到复印部复印法轮功传单，准备散发张贴，结果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醒悟过来，可是原来那个幸福的家再也找不回来了。李洪志常说练功人和他的家人都是有“福报”的，可是回头看我发现，自从我练上法轮功后，我带给家人的只有痛苦和伤害。我和妻子没有尽到父母和儿女的责任，让本该到了享福岁数的母亲帮我抚养女儿。家里的积蓄都被我们折腾光了，我们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还债。母亲每每出门还要忍受村里人的指指点点，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她不堪重负，身体大不如前。妻子因为无法原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愧对孩子，无颜面对亲人和周围的邻居，整天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不肯见任何人，逐渐变得精神恍惚，得了精神病，被送至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了一年多才渐渐有了些好转。女儿已上中学，特殊的童年经历使她过早的成熟，对我也是保持距离，全无父女间的亲密。虽然她不说但我心里明白她还无法释怀，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无尽的悔恨。

【责任编辑：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