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淑芬，1945年8月27日出生，小学文化程度，家住武汉市江岸区咸安坊61号，是市建筑公司的退休职工，家中老伴已经去世，我有3个子女。

　　1996年5月，那时候我50岁，一天我晚饭后去汉口江滩公园散步，看到一些老邻居正在练习法轮功，由于我有牙床出血，流鼻血的老毛病，加上极易感染，经常出现嗓子痛，支气管炎并伴有头疼、嘴痛等症状（那时还不知道这些都是白血病的前兆），我抱着祛病强身的简单想法，开始走入法轮功。

　　一开始，我按照练功的要求，做到有规律地起居，适当地练习法轮功的动作，身体状况有一些好转，人也精神一些，但我把这种变化算作是法轮功特有的“奇效”，把李洪志当成是救人救世的“大神仙”，这是我滑入法轮功陷阱的起初原因。后来，我受到了法轮功讲的“真善忍”的迷惑。我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自己心里真与善的想法一直就保持着，就是有的时候忍得不够，发点小脾气，而李洪志宣扬的所谓“真善忍”，极大地迎合了我的这种情绪，随着与练功者日益密切的交往，我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封闭的圈子，圈子里的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好像都因为讲“真善忍”而高尚起来，而且我们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相互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给人感觉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相互间越来越有了一种精神的依赖，好像是在世外桃源一样，身在其中的我越来越不愿面对现实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觉得与“常人”格格不入，结果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越离越远。

　　除了练功我每天还按照李洪志的要求，花很多时间反复读法轮功的书籍，看法轮功的录像，听法轮功的磁带，甚至是通过抄书、背书的形式加大对法轮功的修炼。因为，受到李洪志“业力”说的控制，相信现在的人类史“业力”满身消除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修炼。由于我不断地“学法”，思想精神被完全控制。

　　法轮功不但影响了我本人的生活，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自国家取缔法轮功以后，我经常离家偷偷去近郊和一些功友会功、交流，一连好多天不回家，和功友一起住郊区。当时我的女儿一个人在家，我根本就没有想自己不回家让女儿多么担心，总想着自己是在去“情”，因为李洪志讲人的“情”要是不放下就修不出来。家里人没日没夜都到处找我，女儿一方面埋怨我的无情，一方面为我的安全担忧。愁苦闷烦笼罩着女儿，这就是李洪志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这就是所谓的“度己度人，普度众生”吗？女儿几次把我从外面找回来，对我讲情亲、对我讲道理，无论女儿怎么说，我都认为是“师父”对自己的考验要坚持大法心不动。另一方面，我有病了也按照李洪志的要求不看病不打针不吃药，经常是嗓子痛、支气管炎等老毛病犯的时候，毫不在意，认为是自己修炼不够。不管家人怎么劝我，我也听不进去，反而认为他们是在阻碍我通向“天国”的道路，我继续遵照李洪志的要求去做，顽固痴迷地继续练功。女儿看我这样痴迷不悟，不顾家人的感受，天天迷惑在自己“圆满”的想法里，多次要和我断绝关系，当时，我心理想着：女儿不理解我，吃点苦，等我修成了，这一切就都补偿女儿了。就这样2002年以来女儿也不再和我往来，断绝了母女关系。

　　而我认为自己过了情关，更加痴迷法轮功，可是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2005年开始，我的淋巴结出现肿大，特别在喉部、腋下，这让我难以忍受，我练功已经有8个年头。但是想到练功“消业”，就坚持着。而家人看我总是病怏怏的，而且病情严重时，突发高热，失去意识，没力气讲话和移动四肢。家人再也不依我了，2008年强行拉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让家人们都欲哭无泪，我患了白血病。可我一开始死活不愿意住院治疗，相信练功可以治病，但因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2010年2月，我还是在子女的强迫下来到了医院。后来，在住院期间，在家人、社区的干部们和一群反邪教志愿者等好心人的帮助和劝导下，我逐渐懂得了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是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把我带向这条路的。我抛弃家人的关爱，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痴心寻求什么“圆满”、“消业”和通往“天国”，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啊……法轮功差点夺走我的生命……

　　现在的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也控制住了，身体也好多了，人的精神状态也恢复了许多，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家人对我的那份浓浓亲情也毫不减少，完全忘记了我之前面目全非的过去。

住院期间的韩淑芬

社区志愿者在医院看望韩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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