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姚振凯，男，1954年12月18日生，今年57岁，南京某汽车有限公司动力分公司装配工。在练习法轮功前，我在单位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好职工，在家是公认的顶梁柱。然而，这一切却因练习法轮功后而变了样。

　　1997年10月，我家附近有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他们打着醒目的黄色横幅，并且每天都有人轮流向行人游说练习法轮功能够祛病健身、出特异功能等诸多好处。经不住这些宣传的诱惑，我很快被吸引加入他们的行列。几天后，练功点辅导员对我说，只练动作不“学法”的，不能算是练功人。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我买全了《转法轮》等一系列书籍并反复学习。书中李洪志吹嘘，他除了具有诸多功能外，还有无数的“法身”，练功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保护；他的根扎在宇宙上，谁也动不了他；并且练习法轮功用不了多久就能“圆满”。这让我欣喜若狂，认定李洪志就是我要找的“师父”，发誓要坚定不移地修下去，直至“圆满”。从此，我将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学法”和练功上，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转法轮》，这本书我抄了一遍又一遍。为了积功德，我几乎拿出我所有的积蓄，买来录像带、录音带等学法资料，复印宣传资料散发，在不同地方向他人宣传，认为这些是做好事积功德。在“弘法”中，丢了三部自行车和其他一些钱物等等，我都认为这是“师父”对我心性的考验。每天对照大法，检查自己的言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德”、“得功”、“消业”、“上层次”的心越来越强烈。

　　单位工友们再也听不到我对技术的经验体会，听到的却是满嘴的法轮功歪理邪说；家中亲人再也吃不到我做的可口饭菜；老人也很难见到我照顾他们的身影。不仅如此，上高中的儿子，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趁机劝他说，不要再读书了，书读再多还是一个常人；练习法轮功却可以成为一个修炼人，可以出特异功能、“开天目”、了悟世间一切真理。儿子在我的诱导下，放弃了学业，也跟着我“学法”、练功、“弘法”，荒废了学习，可怜至今没有找到满意工作。

　　1999年7月后，在李洪志的《严肃的教诲》、《放下最后的执著》、《走向圆满》等多篇“经文”的影响下，为了“护法”、证实法、放下生死、经受住“师父”的考验等，担心失去“圆满”的机会，我一次又一次地暗中串联其他练功人员准备到北京“护法”，但由于多种原因都没有得逞。妻子为防止我参与法轮功违法活动，搜走了我仅有的一个月工资，为了向“师父”表明修炼的决心，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坚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孤身一人徒步沿着铁路向北京走去。饿了就拣列车上丢弃的食物吃，渴了就喝小河沟里的水。半个多月的风餐露宿，终于使我病倒在离家几百里的铁路边，若不是铁路检修人员及时发现，通知我的家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回到家中，除了身体极度虚弱外，还患上乙型肝炎。全家人不得不紧急注射了乙肝疫苗，而我却始终拒绝治疗，认为这是“圆满”前还有没消去的“业力”，是“师父”的考验。在病中，我不顾乙肝病毒的传染性，不断向他人宣传法轮功，有两个昔日功友因与我多次接触，不久就患上了乙型肝炎。此外，我还制作各类宣传品，一有机会便散发，可怜那些捡到我散发的宣传品的人，那东西上面都带着我的乙肝病毒。现在想来，这哪是救人，简直是害人。

　　2006年12月，趁家中只我一人，我早早入睡，准点按“师父”的要求起床发完“正念”后，取出多年偷偷自制的近千份“讲真相、救度众生”资料，戴上口罩、眼镜，穿上我妻子的大衣等，骑上自行车，沿着马路将宣传品逐一贴在全市主要干线的公交站台。一切比想象中还要顺利，凌晨五点多，贴完最后一张，自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了家中。一周没有事，两周没有事，正当我暗自庆幸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没有让那么多擦肩而过的人逮住；盘算着每一张资料能“救度”多少世人，想着正法结束后，圆满的日子到来之前又增加多少“威德”时，公安人员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派出所，我态度强硬，一会儿打坐、练功、“发正念”，一会儿狂喊口号，搅得派出所无法正常工作。

　　此时，我想到了法轮功网站上宣传的政府对待法轮功人员的种种酷刑，做好了被活摘器官的准备。然而，一切均不是法轮功网站所说的那样，强烈的反差使我头脑和心中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怀疑：和蔼可亲的反邪教志愿者耐心地用通俗易懂的道理，无可辩驳的事实，很快使我认识到我和法轮功练习者的贪婪，为了“圆满”而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道理，我提出要看有关佛教方面的书籍，他们都一一满足了我的要求。通过比较，法轮功歪理邪说的破绽一一浮出，邪教本质暴露无遗。

　　乌云过后阳光更加灿烂，我再也不相信法轮功练习者和法轮功网站的胡乱宣传，放下贪图“圆满”的精神包袱，我过上了轻松愉快的正常生活，真是幸福无比。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