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由于自身免疫力低的缘故，别人打一个喷嚏，我就要患一场感冒。学生时代被同学们称为“林黛玉”、“病西施”。长大成家后，由于自身的生理原因，习惯性流产，结婚多年都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直到1998年3月，在经历了十二次怀孕、十一次流产的痛苦，经过长达六个月的卧床静养，在采取多种保胎措施下，在四十岁的高龄才生下一个男孩。面对来之不易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公婆喜上眉梢，乐得合不上嘴，我为孩子取名叫春宝。自春宝出生后，全家人对他精心呵护，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春宝稍微有点不舒服，全家人牵肠挂肚，寝食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春宝出生后的第二年春天——1999年春天，有人来我村传授法轮功，我出于好奇，于是就买了一本《转法轮》，回去后带着崇拜的心情开始阅读。我很快被书里所讲的“消业祛病”歪理邪说所迷惑，再联想到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联想到自己婚后十二次怀孕十一次流产的痛苦经历，我深信自己生病的根本原因是前世做坏事太多的缘故形成了“业力”。我怕春宝再走我的旧路，再经历人生数不清的痛苦和魔难，我幻想通过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并且得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效果，让法轮大法保佑春宝身体健康，一生平平安安。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法轮功中。1999年7月，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并取缔打击后，我一时不理解，想不通。我以为是政府不明真相，受少数坏人的蒙蔽做错了，不用多久会醒悟过来为法轮功平反昭雪；我认为现在是法轮大法受难时期，是师父在考验我们弟子，政府对法轮功的取缔打击是一块试金石，考验我们是否忠诚法轮大法，是真弟子还是假弟子。于是我们的活动转为地下，更加为法轮功卖命，大力发展功友，四处散发邪教传单。我在一次散发邪教宣传品时，被人发现扭送公安机关。政府念及我的儿子春宝尚在哺乳期，从人道主义出发，没有对我进行法律制裁，只是说服教育。我并没有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对反邪教志愿者的苦口婆心教育当作耳旁风。我对政府的宽大处理误以为是李大师的法身显了灵，保佑我躲过了牢狱之灾。从此，我对法轮功更加痴迷，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潭。张口法轮大法好，闭口李大师的法身功力无边。
我的行为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丈夫经常劝导我放弃法轮功，但收效甚微，丈夫一怒之下，烧毁了我的练功书籍，砸毁了我的练功磁带。丈夫的行为激怒了痴迷中的我，我认为丈夫亵渎了李大师，我像一头发疯的狮子和丈夫拼命。丈夫被我撕咬得浑身伤痕累累，但我还不罢休，吵闹后的我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死和丈夫抗争，以死维护法轮法大法的尊严。无奈之下丈夫被迫“屈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我放任自流，权当世上没有我这个人。
自此，我练功不再受家人阻拦，我暗暗窃喜，以为自己战胜丈夫的魔难，以为自己的功力又上了一个层次。
200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三周岁的春宝突然感冒了。当时，我丈夫外出打工，我和公婆分居而住——公婆住上院我住下院，我怕公婆知道春宝患病后要送到医院打针吃药治疗，违背了李大师教导的“大法弟子绝对不能看病，要治疗不是靠医生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修炼法轮功来消除‘业力’的”。我把春宝患病的消息隐瞒下来。我紧闭家门，朝外用锁子锁上街门，给人留下我们母子俩外出的假象。我怕春宝的哭声传出去被公婆听到，我就整天紧闭街门和屋门；我怕夜晚的灯光从窗户透出被公婆看到后来探望孙子，我就用被子把窗户捂得严严实实，不让一点光线透出去。每天我在屋子里靠练功打坐“发正念”为春宝“消业祛病”。第一天春宝被高烧烧得啼哭不止，第二天春宝被高烧烧得时而啼哭时而昏迷，第三天春宝被烧得整天昏迷不醒。这个时候倘若送到医院抢救春宝还有挽救的希望，但是执迷不悟的我误以为春宝是“业力”太深的缘故，需要继续“消业”才能祛病。就这样一连五天，春宝在我的练功打坐治疗下，被“消业祛病”害得丢掉了生命。
春宝的死似一层阴影笼罩在我一家人的心头，春宝的死对我一家人的打击太大了。年迈的公婆似一下提前衰老了十年，变得行动迟缓，耳聋了，眼也花了，整日以泪洗面。在春宝被害死后的第二年，我的公婆双双相继病逝，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我的丈夫变得沉默寡言，有时整天一句话也不说，干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常常是丢三落四。他虽然没有提出和我离婚的事，但十天半月不看我一眼，不和我説一句话。当时，我已四十三岁，生春宝时已是高龄产妇，而今天以我的身体状况是不会再有做母亲的机会了。醒悟后的我哭肿了双眼，后悔得肝肠寸断，我愧对来到世上刚刚三个春秋就沉睡九泉的春宝，我愧对九泉之下的公婆，我愧对憨厚诚实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