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瑞安，今年61岁，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人。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由单位发补助、交保险，两个孩子都到县里的事业单位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1998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在县里南湖公园看见有十余人排成两队打坐练习某种功法。出于好奇，我在一边看了一会。正看着，一个人走过来向我介绍说：法轮功是个好功法，强身健体，祛病免灾，练好了还能“圆满”、“成仙成佛”等。他还夸我人长得斯文，有能力，肯定能得到“师父”的提携，能成“大气候”。那个人见我半信半疑，就送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先拿回家看看。

　　当天晚上，我把白天遇到的事告诉给老伴。老伴觉得不靠谱，建议我最好别练。我没有听进老伴的话，还是坐下来开始研究《转法轮》。书里写道：该功法不仅修性、而且修命，既能通天，也能通地，不仅能包治百病，而且能使人返老还童，不仅能使人得道，而且全家都跟着受益。我看到这些，想起老伴平时身体一直小病不断，便开始对这些神奇的功效发生兴趣，决心好好练习，保佑家人身体健康。

　　在那之后，只要单位不忙，我就跟领导请假说出去有事，其实是偷偷去南湖公园练功，双休日更是坚持修炼。我以前一直没有规律地锻炼身体，体力弱，这样忙活了20多天，感觉精神好似比以前好了点，正赶上这段时间老伴夜里休息得好，头疼、发烧等一些小病没怎么犯，就觉得这法轮功真的很“神奇”，也不再有疑心了。

　　1999年清明节前后，单位体检查出我患有高血压，医生给我开了些降压药，嘱咐我要按时服用。我表面上答应着医生，心里却在想，“师父”教导我们，生病是因为做了不好的事而产生了“业力”，如果打针吃药，反而会助长“业力”增长。我决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好好修炼，消除“业力”。

　　为表诚心，我自己出钱买了很多练功书籍、练功服、光盘，将这些分发给功友，以促进自己“功力”的增长，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又“上层次”了。1999年5月，我被任命为曹县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害怕“得道成仙”的美梦破碎，就响应“师父”号召“走出去”，疯了一样继续“弘法”。白天我用大量时间研读“经文”，晚上就将“经文”打印出来，做成小广告，在夜里出去张贴，在墙壁和电线杆上疯狂地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标语。

　　慢慢的，我的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症状，感觉到头昏眼胀，昏昏沉沉，浑身无力。我知道是血压升高了，但我却认为，作为“大法弟子”要顶得住“业力”的折磨，这正是“师父”在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丝毫退缩。

　　2002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眼睛出现淤血。老伴和孩子都吓坏了，劝我去医院检查，我却坚持不去，认为只要有“师父”保佑，任何病都会消去。孩子只好把眼科医生请到家来，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续练功，拒不接受医生的检查。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向家人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诊断是血压升高引起的眼部血管淤血，要求家人让我按时服用降压药。老伴和孩子轮流上阵，劝说我停止修炼法轮功，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被我断然拒绝。

　　家人看我不去医院，就买了些降压药，被我全部扔掉。我还疯了一样跟家人大吵大闹，说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业力”得不到消除，还说只要再等些时间，奇迹就会出现，到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会“成仙成佛”，“上天堂”。老伴和孩子气得直打哆嗦，说要和我断绝关系。为消除我的“病魔”，我还经常把功友请到家里，集体打坐修炼，祈求“师父”为我“消业”。

　　这样到了2004年5月。由于两年里我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以至走路开始踉跄。5月13日，一些弟子要在河南濮阳举行一次秘密“法会”。在家人的阻止下，我没有去“法会”现场，但是一些认识的“功友”去参加了这次活动。我想既然去不了现场，就在家里偷偷的打坐练功，想着和“法会”遥相呼应。正想着，突然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再也没有了知觉。等我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了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医生说，是重度脑出血，多亏送来的及时，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由于脑出血过多，我从此半身不遂。在事实面前，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后悔没有听医生和家人的话，后悔走上了练习法轮功这条不归路。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开导下，我逐渐认识到李洪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他说的“消业祛病”全是一派胡言。因为信了法轮功，一个好好的我现在成了半身不遂，一个好好的家庭从此不复存在。现在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里都充满着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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