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春林，1967年6月生人，家住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兴林街，大专文化，在银行系统工作。1993年，我升为基层储蓄所的主任，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同年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并生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们家在别人眼中绝对是幸福的家庭。

　　1994年8月，我在哈尔滨飞驰冰球馆参加了李洪志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从此开始习练法轮功。在此之前，我由于贫血的原因始终身体虚弱，虽然练了十年气功，但效果始终不明显。然而，通过习练法轮功，我感觉浑身有劲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十岁丧父的我，父爱极度缺失，习练法轮功之后，对李洪志的崇拜，最大补偿了我这种父爱缺失的人格。1995年9月，因为我“学法”“精进”，鹤北站长让我担任练功点的辅导员。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更加沉迷于“大法”中不能自拔。由于经常将时间用于练功“学法”，工作上经常出现疏漏，领导找我谈了几次，我当时答应以后注意，可转头就将这些抛在脑后，依然痴迷于法轮功之中。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之后，我为没参加上“4·25”天安门聚集而懊悔不已，为落后于同修没能上“层次”而捶胸顿足。这时，我接到通知，要我们7月19日统一到省政府聚集，并对“上访”细节做了指示。我心想，这是“师父”眷顾我，特意给了我一次“上层次”的机会，我马上制作了横幅。家人知道后，极力阻止我。妻子劝我不要做傻事，教我放弃法轮功，安安稳稳过日子。可是，此时的我哪能听进去那些，还冲着妻子大喊，“你们知道什么，你们都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我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这次不能再错过，你们都别管我。”然而当天，我刚张开横幅，就被抓了现行。早已被“正法”、“伟大”这些迷惑的我，暴跳如雷地大叫：“定、定、定……”想把那些阻止我的人都定住，结果根本就不管用。这个场面令我十分尴尬，为何我“正法”遭遇“邪恶”阻挠，在危机时刻“师父”的“法力”突然失灵？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三天后，我被遣送回北安市。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可是我根本听不进去。不得已，单位给我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倔强的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和“过关”，随之开始出去打工。我一点也不在乎，我还有“大法”，还要好好修炼，等修炼好了什么都会有，眼前的这点挫折不算什么。2002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照例背着一兜“真相”资料，在附近小区楼道里发放，刚一出来就被了现行。单位领导知道了此事，对我又是一番劝慰，可我依然听不进去，还说他们是阻止我修炼的“魔”，这次单位彻底开除了我。

　　失去工作的我，将全部的时间用在了“学法”练功上，还经常跑去功友家一起切磋，交流心得体会。2006年底，妻子带儿子回娘家，我借机约几位功友在家中集体练功。谁料妻子提前返家，将我们堵个正着，见状她大发雷霆，“李洪志害你丢了工作，可你还坚持练，我看你家也不想要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要不咱们离婚吧。”随即，撕毁我的《转法轮》和“师父”照片。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妻子提出要和我离婚，可当时的我很气愤，冲着妻子就喊，“离婚就离婚，‘师父’说过要想提高层次，就要放下一切‘情’，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圆满’。”几个功友见事态不好，一个个灰溜溜的走了。后来，还是在老岳父的劝说下，才挽救了我的婚姻，从那以后我就不在家练功了，整天在功友家一起练功，有时连家都不回。

　　2009年冬季，我在菜市场遇见原单位的一位老朋友，听说他当了主任。我紧忙上前向他“讲真相”，并劝他“退党”。本来见我一脸喜悦的他，听罢立刻把脸沉下来，反问我：“你瞧你现在面黄肌瘦的，工作也没了，怎么还折腾啊？”可我满不在乎的说：“你们‘常人’懂什么？我这是在接收‘师父’的考验，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只有我‘师父’能救你。”朋友看说服不了我，只能悻悻的离开了。

　　2011年7月，儿子因为左大腿外侧生了一块拇指大的疮而数日夜不能寐。妻子要带他去医院就诊，遭到我强烈阻挠，我说：“药物只是把病掩盖了，根本不能治病。”我将儿子抱回床上，带着他一起打坐练功，可是半个月后，儿子病情不但没见好，反而连坐都坐不起来了。而且伤口不断扩大并向外溜脓血，后来意识也逐渐不清醒了。此时的我有点慌了，为什么儿子跟着我练功，病情还会恶化呢？妻子慌忙将儿子背到医院，经医生检查，儿子患上了败血症，已经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转到哈尔滨的医院不久，儿子便永远离开了人世。面对儿子的死，我无法接受，为何“师父”的“法身”没有保护我的孩子？

　　2011年10月，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多次在梦里向李洪志索要儿子，致使精神恍惚，儿子的死让我彻底醒悟了。回想练法轮功的十几年，我失掉了人生大好年华，失掉了我的事业，失掉了唯一的儿子，得到的确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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