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义梅，今年54岁，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人。

　　1997年，我接触了法轮功。由于自己从小在一个迷信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看到法轮功后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很快的便接受了《转法轮》里所写的内容。我和丈夫一起习练法轮功三个多月后，由于规律的运动锻炼，都感到身体比以前强了些，我们认为是“练功”带来的“好处”，便更加投入，逐渐无暇顾及正在上学的儿子。为了表示对“师父”的尊重，我把家里挂满了李洪志的画像，书橱里放了许多李洪志的书籍和法轮功的资料。为了能够更快的提高“层次”，我和丈夫每晚都在家里放“练功”录像，吵得孩子根本无法写作业，学习成绩也因此一路下滑。

　　1998年年底，儿子期末考试时，我让儿子拿上李洪志的画像，告诉他“师父”一定会显灵，帮他考个好成绩。可是，刚开考画像就让老师没收了。儿子回家告诉我后，我发疯似的跑到铁一中，生怕老师将“师父”的画像撕掉。到了学校后，我冲着老师的办公室就喊：“还我‘师父’!还我‘师父’！”可是老师早就下班了。第二天，孩子老师找我谈话，说不要用什么画像来保佑考个好成绩，要好好照顾孩子，这种荒唐的事不要再做了。可我哪里听得进去，跟老师吵道：“不要污蔑我‘师父’，‘师父’是宇宙主佛，是无所不能的。”随后，我抢过“师父”的画像，双手虔诚的捧着，不等老师说话就离开了学校。从此，儿子的同学们都说我是疯子，并取笑儿子说：“别学了，到考试时拿个画像就行了。”儿子在学校里再也无法抬头，一向开朗的性格变得沉默不语，时常逃课，逃避同学们瞧不起的眼神，渐渐的儿子身边没有了朋友。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家里的亲戚、单位的领导都劝说我俩放弃，但我不愿放弃已经修得的“成果”，决定继续修炼下去。就在此时，我又接到“师父”李洪志的“新经文”，告诉我们要“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在与其他几位功友商量后，我们决定要走出去“护法”和“证实法”。

　　2000年的冬天，义无反顾的我带着爱人去了天安门，去寻找“上天”的梯子，把可怜的儿子一个人丢在家里。那时，大冷的天气，正上中学的儿子在没有父母、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怎么吃饭？怎么上学？如何生活？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我们的心思全都放在了“弘法、护法”上。多亏了周围的好心邻居和家里的亲戚，他们还记得我苦命的孩子，时常叫到家里吃口饭。但孩子总是哭着问他们，“我爸妈呢？他们不要我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惹他们生气了？还是我学习不好？我都会改的，我想爸爸妈妈！”等我和丈夫“正法”回来后，孩子扑上来哭着说：“妈妈我想你，我听话，你别走了。”看着儿子蜡黄的小脸、脏兮兮的衣服，听着孩子的哭声，我竟然无动于衷，不仅没有去给孩子做口热饭、洗洗衣服，反而“绝然”的推开儿子，“妈妈有大事要做，你别妨碍我。”从此以后，我们夫妻俩每天起早贪黑的印传单、“讲真相”，每当我踏出大门时，儿子总会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

　　周围的邻居们都说我俩疯了，真是“中邪”了，连孩子也不管了，真不知道为了啥可以舍弃自己的亲儿子，这不是作孽吗。可我当时却认为，你们这些“低层次”的人懂得什么，只要我修炼好了，孩子自然会受益，随我一块“上天”，让你们羡慕去吧。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我不断地去按“师父”的“经文”要求去做，到处去“讲真相”，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更置亲人的劝说于脑后，为了追求“圆满”不惜放弃一切亲情，每天拿着大量的法轮功宣传品到大街小巷散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圆满”的回报。

　　2003年，在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和丈夫渐渐认识到了自己极度膨胀的自私心理和虚无缥缈的“升天”、“圆满”论，更认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不切实际，从迷途中醒悟过来。想想这些年儿子几乎像没有父母的孤儿，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我真痛恨自己，作为母亲，我亏欠儿子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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