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觉，男，北京人，曾在做过法轮功的辅导员，亲身经历了法轮功1998年的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1999年4月的天津教育学院事件和1999年“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从这几件事中，可以看出法轮功是有组织的，法轮功组织在参与这些事当中是有预谋的，而在幕后的策划者就是李洪志。“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已经有很多的报道，而它的前奏却是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下面我就对北京电视台事件的内幕进行揭秘，让公众得知法轮功是怎样从一个邪教组织蜕变为反华政治组织的。 

　　1998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收到通知，北京总站紧急召集辅导员开会，地点在北京市宣武区中医院二楼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小礼堂。我到了现场，看见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基本都是各区的分站长和各个练功点的负责人或辅导员，如李雪君、宣武区的站长潘科，还有一些资深的老学员，比如米瑞仙，她曾经替李洪志管过账（刘桂荣、米瑞仙和李小妹都替李洪志管过账，李洪志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人管账）。台上坐着姚洁、李月秋和陈冬月，是北京的三个女站长。 

　　在会上先放了一段录像，录像大概的内容是：北京电视台一个记者早上到玉渊潭公园（在钓鱼台旁边，有2、3个练功点）的一个练功点采访，那个点大约有十多人。在采访中，辅导员说李洪志会给练法轮功的学员下法轮、下保护罩、有法身保护等，这些话被视为封建迷信，不能证明。另外，在“东方快车”栏目中，播出了一个节目，叫“上岗持证能否除去伪气功”，是由何祚庥、司马南，还有一些医学家召开的座谈会，何祚庥谈了他的一个学生练法轮功出了问题，好像是精神失常了。看完录像后，当时就让辅导员们发言，说说要不要去北京电视台让他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报道。我对米瑞仙说“我觉得不对啊，这不是参与政治嘛。”米瑞仙说：“自己想去。”去与不去的声音都有。一时间决定不下来，这时，大家都在观望，回头看李雪君。因为李雪君是李洪志的大弟子，李洪志在国内讲法时，都带上李雪君，一般是李洪志讲法，由李雪君教动作。李雪君没有表示不去的肢体语言了，大家就明白要去了。见骚动的人员安静下来，这时姚洁讲话了，说已经定好到了电视台后谁说话，说些什么，主要就是讲北京电视台违反了“四不政策”，要紧紧抠住这点，不抠报道什么、是好是坏，报道了就是违反政策。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召开的这次辅导员会早就定好调了，之前所做的都是做做表面功夫而已。 

　　会后姚洁找到潘科等几个老学员安排明天的行动。第二天早上，之前开会的所有人员都聚集在北京电视台周围。姚洁叫潘科和老徐在北京电视台门口监督周围，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其他学员就进入电视台。刚好那天早上台长出去开会了，就派了个部门负责人出来，在院子里接待。但很多学员进去后不老实，到各个办公室串来串去，见着人就讲体会，搞得人家没法办公。到11点多，姚洁进来点了点头，大家才走。出了电视台门口，学员都散了。负责监督的潘科和老徐最后走，走到苏州桥底，姚洁追上去说“台长回来了”，叫人回来，下午一点半再来。 

　　到了下午一点，其它的学员在电视台外围几个骨干学员进去和台长谈。潘科和老徐各站在台长两边，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如要正面报道等。台长拒绝了，说正面报道也是违反政策。最后台长表态了，同意在“东方快车”栏目里搞个回访，还在那个练功点，做个客观报道。我们把谈的情况和结果和外面的学员一说，大家都回去了。 

　　但是当天晚上又开了个紧急会，姚洁总结说：“我们没达到目的。”我就疑惑了，心想北京电视台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自己下午也是很满意地回来，怎么还没达到目的呢？接着姚洁说明天还要去，要动员各点的学员都去，而且不只是去北京电视台，还要直接去中央的相关部门对话，说要“借机正法”。我当时心里很不乐意，但姚洁一再强调是“天象到了这一步”，我们作为辅导员只好执行。后来回想一定是当天下午我们回来后，姚洁他们向李洪志汇报情况，李洪志想得寸进尺，所以作出要去中宣部的指示。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在练功点正给学员们作动员，片长老韩急匆匆地赶来说“紧急通知不去了”，叫我马上去开辅导员会。原来晚上两点，美国那边来电话说“天象已过，时机过了”。后来听陈冬月说，“美国那边”就是指李洪志，李洪志在电话中批评了李昌：“要去一万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法没正过来”。 

　　在这之后，李洪志出了两篇“经文”：《和时间的对话》和《挖根》，这是法轮功由邪教组织走向反华政治组织的宣言。《和时间的对话》写于1998年，李洪志改了写的时间为1997年。在1998年后，法轮功的修炼环境就真的改变了，不是向内找，而是向外求了。学员们就成了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变成李洪志附体的的棋子，受其摆布了。李洪志很阴险，从来没有珍惜弟子的生命，利用学员给他当炮灰。在《挖根》中，李洪志开篇就骂人“文痞、科痞、气功痞”，痞就是流氓无赖的意思。作为声称自己是“真、善、忍”表率的“主佛”，会用这么低俗的语言开骂，他的节操和慈悲心哪去了？更严重的是，李洪志的讲法方向和以前完全相反，极力怂恿学员“走出来”“决裂人”，威胁弟子，推卸责任，一会儿说是师父安排、一会儿说是弟子选择，弄得弟子们没有标准，自相矛盾，不再“以法为师”，而只好以李洪志和研究会的命令为行事准则了。之后李洪志发的所有“经文”，都是以“正法”（正法就是指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为学员们修炼的主要大事，至于“真、善、忍”“向内找”就放在其次了。 

　　李洪志除了发表“经文”统一思想外，在组织中也展开了清理。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北京撤了一批人，多数是在辅导员会上表态不同意出去的人，如丰台区的站长、潘科等。另外，姚洁拿到《挖根》这篇“经文”时，就马上找到李雪君给他看，李雪君看完后说“可能就是指我”（《挖根》里说到有老学员阻止别人出去），姚洁不出声，看着他笑。李雪君后来被逐渐地边缘化，大大降低了他在学员中的威望。 

　　李洪志的预谋也在事实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我经历或知道的法轮功学员围攻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有几十起。 

　　这次学员去北京电视台的行动，开创了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围攻新闻媒体、党政机关的先河，破除了学员们“不参与政治”的心理障碍，清理了组织内部持不同意见的负责人，既是学员们从“忍”到“不忍”的转折，也是法轮功从一个邪教修炼组织到邪教政治组织的拐点，还是1999年4.25围攻中南海事件的预演和前奏，更是日后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后学员们仍然不顾一切上访的理论和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