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汪星空，今年49岁。家住成都市锦江区沙河铺街。有一位恩爱的妻子及一个可爱的儿子，经营着一家星空装饰公司。在我有能力孝敬母亲的时候，母亲却不在了。
妈妈名叫汪素清（见图），1942年1月18日出生，1966年5月结婚，1968年1月我不到2岁,母亲因与父亲感情不合而离婚，为了我的健康成长，24年来母亲独自承担着抚养教育我的责任，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呵护中读书、成长并成家立业。
1996年3月，看着母亲长年累月为我操心而落下的高血压和风湿病，我心痛不已，总想着为母亲做些什么？好让她安享晚年。很多次我们夫妻二人都劝母亲再找一个老伴，可母亲都不高兴地拒绝了。也时时想让母亲参加老年团队去旅游，又总是以花钱不值得而否定我们的安排。正在我绞尽脑汁，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业务餐会让我有了一丝曙光，一个企业经理知道我的难处后对我说：“他认识一个张大姐，或许有办法让你母亲容光换发、神清气爽”。于是，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让那位朋友带我去见了超能力的张大姐。张大姐知道我的来意后，很爽快地对我说：“你母亲的事情，小事一桩，交给她好了”。隔天我就骗母亲说：“有个好心张大姐想请你过去聊一下，你反正把孙子送上学就没事了，就过去一下吧，要不张大姐又要怪我不孝顺你了”。母亲见我软磨硬泡，就答应跟我去见张大姐。
晚上回到家里，见母亲坐在沙发上专心看着书。便问母亲：“今天你与张大姐聊了些什么事呢？”母亲看着我，慢不经心地说：“也没聊什么事，就给我讲，她以前也得了很多病，前两年参加了一个叫“法轮功”的组织，然后天天与其它学员一起练功，到现在基本上不到医院去治病了，走的时侯还送了我两本书”，这不我正在看呢，母亲边说边递给我另一本书。我一看是一本《法轮大法》，便联想起附近的公园、广场，有好多人坐在一起，手拿一本书，齐声朗读，旁边悬挂的横幅不正是“法轮大法”吗？所以我想，既然有这么多人练功，应该不是坏事吧。于是对母亲说到：“你就应该与张大姐一起去修炼一下，说不定你的病真的就会好呢？”母亲听我这样讲，答应道：“那就试试吧”。
看着母亲答应去参加“法轮大法”的学习，我心理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对母亲说到：“你每天早上将小孩送到就就去练功吧，晚上我们去接小孩就行了”。就这样过去了半年的时间，我发现母亲很快便与张大姐圈子里的习练者打得火热，每晚不是谈心得，就是集中领悟《转法轮》的奥秘，时不时还要我和妻子一起与她进行分析和总结。看着母亲认真学习的样子，我们从心理还是由衷地高兴。可又过了半年后 ，母亲的一些习惯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告诉我们“她要专心练功，小孩上学她就不送了”，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便爽快地答应了母亲。可过后的几个月，母亲的变化超越我和妻子的想象，回到家里，只见母亲独自坐在床上，双手合一，闭着眼晴，婪婪自语，视我们和小孩如无物。我们给她打招呼，也不答理我们，问得多了，就生气地对我们说：“忙你们的工作去，不要影响她练功”。血压升高后我们要陪她去医院检查治疗，可她却说：“练功的人去什么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连降血糖的药物也停了，我们多次劝母亲不要停药，可怎么说母亲都不听。没办法，我们又只能去请教张大姐，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张大姐再也没有先前的笑脸相迎，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讲：“你的母亲是练功之人，一切只能听师父的，师父说不能去医院看病，就不能吃药打针”，然后就将我们轰出了门。没办法，我们又只能利用小孩的亲情去感化母亲，但母亲不但没有象以前那样温情对待小孙子，还大声呵斥小孩不要妨害她“练功”。受伤的小孩回头对我们说到：“奶奶不喜欢他了”看着母亲，我们安慰小孩说：“奶奶不是不喜欢你，奶奶是在锻炼身体呢？”
就这样，我们任随母亲练功到了1999年7月22日，政府依法对“法轮功”予以取缔，我们也想趁着政府取缔的时机再次作好母亲放弃习练“法轮功”的思想工作。可母亲怎么也想不通，不停地对我们说到：“法轮功”不是宣扬“真、善、忍”吗？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呢？
正在我与母亲就取缔“法轮功”辩论不休的时候，母亲在总站负责人的鼓动下，为了潜心“护法”，干脆参加了成都市“法轮功组织”组成的“弘法”团，秘密行动，偷偷地在成都市的各个角落里不停地散发传单。
眼看母亲的年龄越来越大，血压也越来越高，我们不想母亲就这样沉陷在“法轮功”的沼泽泥潭，耗费掉自己的生命。我们多次咨询反邪教志愿者并听从建议，准备将母亲送到反邪教乔治中心进行心理医治，当母亲听说要送她去康复治疗，第一次给我们动怒了，也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仍然向我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求我去练的功，现在你又不让我练功，还说法轮功是邪教，你是不是被政府欺骗了”，不听我们的规劝。
就这样母亲一直坚持练功，可是身体还是越来越差，2016年4月12日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
顷刻间发生的事情，让我神智错乱，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母亲因我的推荐，才学习痴迷“法轮功”，母亲的死亡成为我一生永远的伤痛和愧疚。
母亲汪素清生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