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我国相继出现了多种邪教组织。其中，尤以打着基督教旗号、信徒蔓延全国的“门徒会”为最，其危害不容忽视。“门徒会”又称“旷野窄门”、“旷野派”、“二两粮”教、“三赎基督”等。创始人为陕西省耀县石柱乡农民季三保，又名季忠杰，曾化名吉平、卫平、三赎、先知等，小学文化。季篡改基督教教义，自称“三赎”、“先知”，编造《七步灵程》、《慈祥的母爱》等书籍为其基本教义，先在陕西农村非法传教，后蔓延至全国各地。“门徒会”散布歪理邪说，严重危害农村社会治安和基层组织建设，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尤以宣扬“祷告治病”为甚。在“祷告治病”邪说的蛊惑下，“门徒会”信徒拒医拒药，因贻误治疗而致死的惨案时有发生。据查，近两年来，受害人在凯风网上控诉揭批“门徒会”致人死亡的案例就多达45例。因此，探究“祷告治病”惨案频发的心理原因，对于抵制邪教的渗透与蔓延很有必要。

　　一、团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称，团体中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作用下，会在心理上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个体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好像变成了另一种智力十分低下的生物，就像动物、痴呆、幼儿以及原始人一样。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属于特定团体的个人会在团体及团体规范所产生的约束力影响下，行为趋同于团体的需要，与团体保持一致，这种约束力叫做团体压力。从众心理即成员顺从于团体压力，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团体或团体中的多数的行为方式。如“信神不生病”、“祷告治病”等是“门徒会”蛊惑世人的主要手段，并认为“生病是犯了罪，遭受报应，只有投身天国，让教主看病才有救”。

　　“祷告治病”成为“门徒会”最基本的团体规范，对每个成员都将产生“生病不能就医”的团体压力。这对于伤风感冒等较轻的疾病，一时难以出现大的危害，还可能由于心理作用或长期调养而产生出某种程度的“疗效”错觉。但对于急重危症就容易因贻误治疗而导致死亡的惨剧。如四川达县草坝乡石竹村农民王守志的母亲死亡案就是典型的例子。王守志本来非常孝敬自己多病的母亲，但自1993年加入“门徒会”后，即深信传教人刘某“祷告治病”的说教，用祷告的方法给母亲“治病”。1998年底，王母突然心口绞痛，在床上蜷成一团。王守志没有及时送母亲去医院，而是请来“门徒会”传教人刘某一起在床前祷告，母亲痛苦地央求、妻子苦心地劝告，都未能让王守志改变主意。王坚持认为是“神在清理”母亲“以前的罪孽”，坚信祷告会使母亲在“神的保护下逐渐好起来”。一直折腾到其母停止挣扎、尸体变冷时，王守志才相信“母亲真的离开了我们”。王守志的母亲死后，刘某还以“神已经把你母亲带上天堂享福去了”的谎言向他人游说，试图以此掩盖“门徒会”“祷告治病”的罪行。1999年4月，当刘某生病时，在团体压力下刘某也选择了“祷告治病”的办法，刘某同样在“门徒会”信徒的祷告声中痛苦地死去。可悲的是，刘死后，其教内“兄弟姐妹”仍围着其尸体“祷告”不止，直至当地基层组织干预才罢休。

　　由此可见，作为传教人的刘某，既是致他人死亡的施害者，也是“祷告治病”邪说的受害人。类似事件，在“门徒会”内多有发生。

　　二、信息流瀑效应控制下的侥幸心理

　　信息流瀑效应是指人们在缺乏相关的可靠信息时，尤其是对某领域的问题一无所知的时候，易倾向于别人的传言。甚至尽管传言很可能是错误的，但若周围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些传言时，也趋向于相信它。即当人们痴迷于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流瀑效应”就很可能发生。处于信息流瀑效应控制下的“门徒会”信徒，容易受教内信徒的影响而产生祷告可以治疗顽症甚至绝症的侥幸心理。如“门徒会”传播赶鬼治病的“神迹”，声称季三保是“活耶稣”、“活基督”，说他创教时“一边为主做工，一边为人医病赶鬼”。教内资料还称1980年至1984年，季三保依靠“显神迹，行异能，赶污鬼”而“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并宣扬“三赎”有耶稣的法力，可以治好瞎子、聋子、哑巴、瘫子，还能让已死的小孩复活。对季三保的个人神化，后来发展到信奉“三赎”的名称祷告，就可以“免灾得平安”，有病不用打针吃药。因此，“赶鬼治病”亦成为“门徒会”宣传与“见证”的重要内容，“治病保平安”亦成为“门徒会”招来信徒的重要手段。许多信徒强调“信教后身体好了，病就是罪，祷告能治病”。有人说“人有病那是有罪，信了‘三赎’有保佑，只要祷告就好了”。还有人说信“门徒会”是“不花钱保健康”等等。

　　在这种信息流瀑效应的影响下，极易刺激侥幸心理的产生。如江苏“门徒会”信徒石金霞等以祷告为小红叶治疗白血病的惨案。小红叶原名侯红叶，江苏南京六合区人。2005年3月，年仅14岁的小红叶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其父母侯立志、沈从英将其送往医院，经近一年的治疗，病情基本稳定，后回家调养。邻村“门徒会”骨干石金霞得知情况后，当天即上门“传福音”，还信誓旦旦地对沈从英说：“跟我们信神，保证你女儿的病能彻底治好”，还拿来一叠以祷告治好各种绝症的“见证”材料。心力憔悴的沈从英、侯立志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开始让石金霞给小红叶“祷告治病”。此后，石金霞便不时来沈从英家组织祷告，求神“赐给孩子平安”。为了不让小红叶“软弱”（指对“门徒会”不真诚），又让其父母将医院买来的药品全部烧掉，并说“不要给孩子吃药，不要到医院检查。如果吃药看病，心就不真，病就难好”。石金霞还以小红叶身上“附了魔”为由，强行按住身体虚弱的小红叶，在堂屋“十字架”旗前祷告“驱魔”，一跪几个小时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如此折腾两个多月，2006年正月元宵节那天，在“门徒会”的“祷告”声中，小红叶的病情急剧恶化，并于次日含恨离世。“门徒会”漠视科学、迷信歪理邪说、草菅人命使小红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信息流瀑效应控制下的侥幸心理作用下，“门徒会”往往以悲剧收场。最终结果总是因贻误治疗，有的患上精神分裂症，有的小病拖重，有的重病拖死，有的甚至因“驱鬼治病”直接致人死亡。

　　三、习得性无助心理

　　习得性无助心理是指有机体经历某种后天的学习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消极无助的特殊的心理状态。即面对困境，个人因无助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依赖于其他力量的帮助或任其摆布。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利用动物进行了“习得性无助心理”的经典实验。他先将狗关在笼子里，蜂鸣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被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只能“呜呜”等待电击。多次实验后，在蜂鸣器响后电击之前，先把笼门打开，但此时狗不但不逃，反而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和颤抖。狗本来有主动逃避的机会，却无助地等待痛苦来临。塞利格曼的试验为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参照。人的类似绝望无助的心理，被称为“习得性无助心理”。“门徒会”将世人面临的一切困难和挫折都归因于“原罪”，宣称上帝造人之后，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破坏神的工程，因此被赶出乐园，失去永生。夏娃犯有“七大罪”，亚当犯有“十大罪”，只有信“三赎基督”才能赎罪，拯救人类。按照“门徒会”的教义，生病是人有“业力”或“罪过”的表现，而医院不能“赎罪去业”。因而只有奉“三赎”之名祷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病人尤其是绝症患者就被置于一种习得性无助心理状态：自己的病能否好不能取决于医疗，而是取决于“三赎”是否饶恕自己的“罪过”。其结果，往往使危重病人贻误宝贵的抢救时间，导致悲剧的发生。其逻辑结构与行为结果可用下图表示：

图中虚线表示“门徒会”教义臆想的逻辑结构，实线则表示信徒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

　　“门徒会”坚信“信奉门徒会是‘消业’的唯一法门，是治病的唯一有效途径”的理念。因此，导致信徒在罹患急病危症时求助于无谓的“祷告”，未能及时就医，惨剧发生后方如梦初醒，追悔莫及。如2007年8月，四川省乐山市“门徒会”信徒谢芳腹痛时多次拒绝亲人的就医劝告，断送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后经尸检为宫外孕引起输卵管破裂。河南省安阳县刘合勤的孙子田田得了脑炎，但信奉“门徒会”的刘合勤不让其就医，待其在外地打工的儿子闻讯赶回家时为时已晚，可爱的田田最终死于非命。河北省海兴县49岁的马淑兰，坚信“门徒会”“祷告治病”的教义，气管炎复发后不再打针吃药，而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三赎”身上，每天祷告，最终导致死亡。这些信徒执拗的拒医拒药，与“门徒会”教义所导致的习得性无助心理密切相关。

　　四、集体场合的罪责分散心理

　　罪责分散心理是指在集体作案现场，由于狂热的氛围，刺激个体自我罪责感减轻甚至产生“无罪”的心理效应。也就是说，由于互相壮胆、互相“协助”，作案人的“合理化”心态不断强化，从而降低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通俗地说，就是以为大家都这样做，得到了全体的承认，就不会有事。“门徒会”还在“祷告治病”的幌子下施行野蛮残暴的所谓“治疗”直接致人死亡。

　　如山东高唐危士新被“门徒会”“治病”致死的例子。危士新，女，1975年生，初中时查出患强直性脊柱炎和股骨头坏死，经多年的求医问药，病情有所好转，但仍直不起腰，头也有点僵硬。2005年，其母李志华见婚后的女儿仍受病痛折磨，听说信“门徒会”可以不打针、不吃药就能治病，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危士新参加“门徒会”的聚会，希望用自己虔诚的信仰换来女儿的健康。当年10月11日，“门徒会”“执事”井习红先给危士新及在场的人祷告，“下道理”、“听见证”之后即用一手按住危士新的大腿，一手按住危士新的胸部用力向后搬，边搬边让危士新喊“感谢神、感谢神”。危士新痛得没喊出来，就听见“咔嚓”一声，危士新腿直了，人也闭着眼睛昏迷过去。接着，井习红又开始转危士新的头，也“咔嚓”响了两下。井说：“平安了，头也开了！”众人继续祷告，直到天黑，危士新还没有醒来。李志华只好把女儿抬回家，当晚病情加重，大小便失禁。14日，丈夫将危士新送到县人民医院，虽经全力抢救，但仍最终死亡。

　　井习红“祷告治病”致危士新死亡的例子并非孤例。江苏省东海县“门徒会”成员孙某为本县农民鲍某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赶鬼治病”，连续五天捆住病人手脚，禁水禁食，将其活活折磨致死。宁夏彭阳县“门徒会”成员扈某称信徒王某患了“鬼附病”，连续10天对王某用火钳夹手指、折手指，抓头发，用“经书”、巴掌击打面部，并多次限制其吃喝，致王某因外伤和缺水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死亡。河北沧州市“门徒会”成员徐某、齐某以“传福音”为名为村民刘某“祷告治病”，让刘某看着齐某写的祷告词祷告，被拒后徐某即将开水浇到刘某的头上，并用燃烧的蜂窝煤烤刘某面部，又将玉米秸秆放在煤炉上熏烤刘某的身体，致刘死亡。凡此种种，媒体时有披露。

　　为何既无医学常识又无行医资格的“门徒会”信徒（即施暴者）敢以如此残暴的手段“治病”，并将同教致死呢？除了施暴者迷信“门徒会”可以“祷告治病”外，现场氛围所致的罪责分散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门徒会”的“治病”现场，往往是多人的集体祷告，极易酝酿比、学、赶、帮的狂热氛围，产生罪责分散效应。因为“门徒会”信徒往往是以聚会点的代表参与活动，而聚会点的背后又有更大的群体——上级教会、“三赎基督”以及整个“门徒会”组织，因而极易萌生出有利于集体犯罪形成的三种自我感觉：（1）有大伙的支持与合作，不是单枪匹马，不仅增强了成功的自信心，而且吸取来自组织的心理鼓励，容易激发“勇敢”精神；（2）受组织或骨干的派遣，以组织的名义行动，萌发一种使命感、光荣感和上进心；（3）行动的预谋与实施不仅有个人利益，而且有群体利益，容易产生“不仅利己，而且利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如此一来，极大地淡化甚至淹没了个体行动时的恐惧感和罪责感，导致“祷告治病”惨剧的发生。

　　总而言之，人的社会行为是多种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门徒会”信徒“祷告治病”惨案发生时的心理因素亦是如此。就具体个案而言，有时是某一种心理因素表现得比较突出，有时则是多种心理因素同时起作用。此外，当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在此絮不赘述。

　
　　参考资料：
　　1．蒋嘉森：《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2001年。
　　2．吴道军：《黔西北“门徒会”现状调查研究》，《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3．张渊明：《办理邪教组织“门徒会”案件的对策初探》，《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0月，第16卷第5期。
　　4．《陕西省铜川、安康地区“门徒会”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7年。
　　5．《当前北京农村地区“门徒会”渗透状况、原因与治理对策研究》，内部资料，2008年。
　　6．刘洪亮、郝秉让：《对邪教“门徒会”的专题调查研究》，中国反邪教协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防范抵御邪教，促进社会和谐》。
　　7．吴东升：《当代中国邪教信众的分析》，《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8．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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