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轮功”痴迷者的职业、年龄、性别、学历、健康状况有其特殊性：一是从性别上看，以女性为多。练功者女性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妇女痴迷者以离婚、家庭危机、下岗、内退和身患疾病者居多；二是从职业来看，各种职业的人几乎都有，但以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为多，占练功人数一半以上；三是从身体状况上看，大多数习练者由于身体不好，身患疾病又负担不了医疗费用的老人在练功者中占多数；四是从文化程度分析，受中等教育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五是从家庭状况分析，多数有婚姻失败、家庭破裂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看出，他们处于弱势生存状态，属于社会的边缘，在思想、情感等方面缺乏归属感。在他们之中容易产生精神迷茫，甚至幻想寻求超世脱俗的环境和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而李洪志把地球上的人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想觉悟、想回升、想上层次、想圆满的“练功人”，其他是“你争我夺的常人”；“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因为练功人有“法轮大法”“保护”，有“师傅”“保护”，一旦成为常人，“就面临着彻底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李洪志的这种说教，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产生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还是具有很大欺骗性和诱惑力的.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感到冷落和孤独；总有一些人在身体上、爱情上、家庭上遭受挫折、坎坷与不幸，他们感到有缺憾和心灵创伤；总有一些人有性格上和思想方法上的缺陷，内向、自卑、孤僻、压抑、思维单向，自感怀才不遇等等。例如，以妇女为例，首先，在社会转型期中，妇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承受更多的生存压力，由于技能和素质相对较低，一方面她们面临再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离开工作岗位后，失去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精神寄托，她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安排今后的生活，充满了被社会遗弃和轻视的恐慌心理和失落心理。其次是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情感带来的压力。社会转型时期给婚姻家庭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婚外恋、嫖娼的泛滥、家庭暴力、买卖妇女、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婚变事件增多造成许多家庭的破裂，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其三，是身体健康压力。进入中年的妇女是患病的高峰时期，除了生理方面的疾病外，由于生存压力引起的心理疾病也是她们普遍的病症。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有关。
调查表明，城市老人医疗保健需求、文化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同时，由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方式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他家庭成员对于老人的照料越来越少，“空巢家庭”增多，使很多老人处于孤独、寂寞、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生活极度枯燥乏味的状态之中。
不尽人意的生存状态给弱势群体带来了种种思想问题，使他们陷入了困惑，这些练功者或者不善于交流，囿于日常生活圈子，自我封闭；或者身体状况差，家庭不和睦等等，容易产生消极无助，寻求解脱的心理，这种强烈的悲观厌世情绪和失衡心理,使他们希望在一种虚幻的世界中重新寻求自身的价值。“法轮功”利用“末世说”、“真善忍”、“业力回报”、“在修炼中找回自我”等具有极大欺骗性与诱惑力的邪说，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些主要以妇女和老人居多数痴迷者中，其思想上表现之一是对“法轮功”邪说深信不移，坚持练功；二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圆满”。
从行为表现上来看，练习“法轮功”的妇女人群和老年人群首先是在传播消极情绪。他们在群体交流中更多地看到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这些消极的情绪不仅传染给群体内的人，还通过自己的家人、朋友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形成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其二是在悲观失望中寻找精神寄托和自我麻痹。这是弱势人群采取的较为普遍的一种解脱方式。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法轮功”成为他们寻求精神慰籍的鸦片。其三是采取群体行为向社会展示自身的要求。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不仅具有共同的心理需求和利益需求，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作为社会中的弱势人群，他们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因此，当他们的要求受阻，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发展到忍耐的极限时，很容易采取不顾后果的偏激行为。
从上述情况可看出：这里边有婚姻、家庭、身体方面的因素，有个人心理方面的因素，也有对社会分配不公，对社会一些腐败现象看不惯而政治思想教育跟不上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具有“易受暗示”的性格弱点，缺乏独立分析与鉴别的能力；缺乏自我意识，个性懦弱，多为顺从型个性。因期望值过高而追求圆满，企图满足自己的“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想入非非，丧失理智。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现实，他们只关注自己，生活在虚幻世界里。作茧自缚，被精神控制，严重的甚至进入精神病状态。
二、心理扭曲后的“求助”
在社会转型期，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精神上的迷茫而导致心理上的扭曲，这种非正常的心态表现出来的或是悲观厌世；或是玩世不恭；或是不满社会；或是憎恶他人。存有如此心态的人，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并没有侵蚀掉他们渴求探寻他们所认为的正常心态的意愿。于是，他们发出向外界客体“求助”的信息，李洪志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信息，惺惺作态，以“关爱”的词藻和骗人的花言巧语，掠去了这部分人的“求助”心态。
你悲观厌世，他“悲天悯人”说可以“消业”“圆满”“上层次”，进入极妙的最高境界；你玩世不恭，他故作正经说要追求“真善忍”，做真人，行善度人，以忍修大法；你反感社会，他立即套近乎说是，现在社会乱糟糟，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只有跟着他才能免遭劫难；你憎恶他人，他应声附和说对的，他人都是魔。只有丢掉亲情，去掉执着心，好好修炼，才能上天国去享福。
俗话说，你瞌睡了，他送来了枕头。李洪志正是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以欺骗的手法，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求助”。而这部分人有病乱投医，在自己心理状态不健康的情况下，被李洪志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感到遇到了“高人”指点迷津，认为无奈、求助的心理得到了“慰藉”。
另外，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又在 时间内部分人确有心理、生理上的变化。众多习练者在一起，其从众心理，又干扰了理智的判断和分析，“坚定了”紧跟“李大师”，“消业——上层次——圆满”的信心。
同时，李大师并没有放过他们，满足了他们心理的求助后，接着就采取恐吓、威逼的办法，使“法轮功”的习练者的精神完全得到控制。李洪志散布：中途弃功，就会被魔取走性命，从而形神全灭。好家伙，这还了得，谁敢不跟他走。李洪志“恩威”并重，习练者“敬畏”共存，这就导致了习练者的思想被牢牢地禁锢在“法轮功”的精神牢笼之中。
西安某高校一位教师，早年多有坎坷，经历了亲情分离、受人白眼的磨难，后来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再从工作到上大学再到留校任教，可谓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人生磨难的她，时常思考，人生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要么命运不济，要么命好运佳。思考是必要的，然而她未能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去思索那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最后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走向“有神论”，求助神灵。于是她大量看宗教方面的书，但让她很失望，用她的话来说，太陈旧。欲解而不得解，使她很痛苦，心理上的扭曲常常使她陷入无奈与求助之中。正在这时，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出笼了。既有宗教方面冥冥神灵的虚幻，又有现代的科学术语的“论证”；既有悲天悯人的热情关怀，又有普度众生的迷津指点。一下子将她的心灵抓住了。她感到多年的困惑，在李洪志的《法轮大法》里得到了破解，于是乎一头扎进去，每日里念文诵经。打坐修炼。于是，悲剧也发生了，正常的生活完全打破，课没法上，孩子也不管了，丈夫劳累一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看到的都是冰锅冷灶。一个事业腾达、家庭幸福的大学教师的人生格局突然蜕变了。荒废了事业与工作，停止了创造与贡献，对社会与家庭丧失责任感和义务感。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人一旦痴迷，形成心理定势，其他正确的观点和真诚劝慰很难听得进去。心理定势是指先前的心理活动，先入为主后对以后的心理活动形成一种心理倾向，从而影响以后的心理活动，这种现象对于那些自认为能解决自身需要解决的思想观念，作用特别明显。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采取精神欺骗的方式，一步步设下“真、善、忍”的诱饵，布下强身健体的圈套，编造“消业——上层次——圆满”的谎言，使不少的习练者自认为得到了心灵上的帮助，就走火入魔、痴迷心窍了。
三、认知偏狭的“促发”
这些“法轮功”习练者为何剑走偏锋？
在分析了习练者的思想及心理因素后,应该让他们认识到,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并非人们想象中那般单纯而美好，应该学会正确面对我们这个阳光与阴影共存的现实社会。而实际上偏偏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利用人们的善良动机，不择手段地驱使着你去为他卖命，借以实现他自己的企图。就好比钓鱼，处在水里的鱼儿，因为看不到那诱人的鱼饵背后还连着一根致命的鱼钩，所以，当它看到鱼饵时，就会一厢情愿毫无防备地咬了上去。一旦它上钩之后，便会身不由己，只有任凭垂钓者摆布地份了。这里垂钓者的动机跟鱼吃鱼饵的动机就不一致。而且，我们都明白垂钓者的动机要比鱼的动机复杂得多，也更具欺骗性。水里的鱼儿虽然难以分辨这种骗局，可是，作为具备一定思维分析能力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不会遭遇这种骗局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现实中这种这样的事情从未停止过。邪教教主李洪志更是谙熟此道。其实，李洪志正是利用“法轮功”制造这场骗局的险恶动机，在旁观者眼里反而更易看清楚，恰恰是那些身陷其中的信徒们难于分辨这一切。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李洪志的那套邪说（就像鱼饵）给套牢了（就像鱼儿咬死了鱼钩就是不肯松口），丧失了那种实事求是的理性态度。
这些信徒在加入邪教时，往往最先被“教主”抛出的那套教义所吸引——他们一般以各种谎言、骗术、心理暗示和诱导来吸引信众，并推行一套“信则灵”的歪理邪说来诱人上当，实行精神控制，慢慢诱导人们与他接近，排除其他信念和思想，达到一种相信只有教主的训示才是真理的痴迷。这种精神控制实际上是危害极大的“洗脑术”。它使人们丧失理智、丧失判断能力并丧失自我，大多数的人都是带着对完美境界的向往而加入的。一旦他们满怀敬意和诚心地投入进去，他们就会固执地相信教主定会兑现他们许下的承诺。尽管，实际上“教主”所描绘的完美状态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可是信徒们在动机和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在“教主”的一再“承诺”和同伴间相互影响之下，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毫不甘心，即使心中有些失落感，他们也不会流露出来，只是一味硬着头皮继续他们的幻想和等待。在这里，信徒的入教动机被教主训练得越单纯、越僵硬，教主便可以越轻易地操纵信徒、驱使信徒一步步地实现教主真实的别样企图和动机。
2001年2月16日，一名男子在北京点燃汽油自焚身亡。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这名自焚者是来自湖南省常德市的二十五岁的“法轮功”练习者谭一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实在难以容忍了，我要勇敢地站出来作一名护法战士！李洪志老师传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放下生死，升天圆满不是人能够断章取义，简单机械的理解，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他临死的时候是绝对放不下生死的。要为“法轮大法”而奋斗终身。在维护'大法'的斗争当中，我要做到争先恐后！“
今天，当不少的习练者历尽艰辛，终于摆脱邪教教主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之后，这才猛然惊觉自己原来遭遇了一场骗局。我们不难发现李洪志的这套邪教语言对信徒的精神控制之牢，以及对信徒的欺骗性之深！那些信徒之所以痴迷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李洪志利用他的这套邪教语言置换了信徒原先正常的语言和思维，剥夺了信徒原来的批判、质疑、比较、分析等正常理性，直至完全摧毁了信徒追求正当信仰、塑造正确世界观的意志力，继而灌输其一种带有李洪志本人偏执妄想型色彩的“颠倒了的世界观”，最终成为李洪志手中可供他摆布、玩弄的“牵线木偶”。正常思维没有了，愚昧就将战胜理性；自主能力没有了，必然任由他人驱使和支配
四、知识空缺的误入
愚昧和无知往往与真理无缘。“法轮功”习练者要么知识素养很低，要么知识太偏，出现知识的空缺。在这种文化基础下，由于满足身心的需要而误入“法轮功”，走向歧途。在“法轮功”习练者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这部分人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老者。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符合这部分人求神拜佛，以消灾避祸的迷信心理，同时也避开了搞封建迷信与社会所不许之虞，他们将李洪志当神敬，将李洪志的话当“佛”的意志去遵循，在完全笼罩着浓厚封建迷信氛围中，怎么可能去分辨是非。“法轮功”习练者文化层次的另一个极端是专家学者，但知识的偏狭导致在另一方面知识内容的空缺，自然也会误入“法轮功”其中。昏昏然下加之思维方法的偏执，怎么可能去辨别良莠。
所以，我们纵观李洪志的“法轮功”，纯粹靠骗术起家，其歪理邪说之荒谬绝伦，其所作所为之卑劣无耻，可以说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难看清，却为何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内将200万人拉入他的魔殿？我们认为，科学知识普及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如同当一个人的免疫力十分脆弱时，各种细菌病毒就很容易突破其防线，长驱直入，导致身患重疾。我们要深刻吸取其中的教训，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对邪教的识别力和免疫力。
科学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杠杆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二十世纪的科学传播事业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它是科学普及事业的广义化过程，也是科学传播事业全面化、系统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科学分科化趋势加大加剧加快，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也成为必要。科普教育在今天又有了新的特点：
1.由科学普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双向互动过程
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中，公众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接受科学，那是一种在实践中的学习。同时，双向互动过程意味着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即科学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教训人的东西，它本身是出自人、为了人、服从人。
2.科学传播活动把自己定位于一种文化建设活动
这个意思很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科普活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传播活动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一相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它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参与来决定科学怎么造福我们的民族，怎么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3.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趋势。两种文化的融合是科学传播活动的题中应有之意。过去我们讲科普时，对科普作家的要求是希望他文学多一点，因为如果你有文学素养，你讲的东西就会被更多人接受，文学在这里起一个传播工具的作用。其实，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弥合两种文化的角度看，历史和哲学也应该进入科学传播的范畴中来，特别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应该成为科学传播工作的人文基础。
科学传播与普及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可以说有一种逐步弱化的趋势，科普作家越来越少，科普作品越来越短缺，科学知识、科学意识在不少人头脑中越来越淡薄。加之这几年一些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大量泛滥回潮，一正一反，必然要结出一些社会性恶果。
回想当年，我国的科普工作曾经十分活跃，科普出版物、科普电影、科普图片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在那一代基层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播洒下大量健康的种子，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科普工作大面积地滑坡了，那些图文并茂、文笔隽永、趣味横生的优秀科普读物在书店里越来越少，有的知名科普作家改行从事其它创作了，一些低俗怪异的影像作品更是充斥电视荧屏，无情地涂抹着亿万人单纯的心灵。当然，不能说健康有益的科普作品绝无仅有，但实事求是地讲，无论其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足以抵消那些荒诞不经宣传的负面影响。
科学传播的弱化在我国农村的表现尤为突出。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城乡差别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缺乏竞争力。由于历史的、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农村年轻一代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普遍素质低下。本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农民身份变迁，应该包含许多深刻的内在实质性的变化，如：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内在修养等素质要素的变化。而实际上，目前许多农民身份虽已变化了，但绝大多数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统农民，他们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在农村仍然存有大量的愚昧的行为，他们不明白愚昧与现代化的冲突所在，不理解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是无法加速消除农民的愚昧的行动，从而影响经济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为了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全社会持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培养科学精神，提高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铲除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愚昧迷信活动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不仅对推动当前各项现代化建设，彻底清除“法轮功”及其歪理邪说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也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