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有自己的组织、教义和价值观，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和国家政治保持高度对立的集团，围绕其政治目的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攻击性，当蓄积到一定力量时，就会构成对国家的攻击行为，并带领一大批信徒陷入反社会、反现存体制的犯罪活动中。归纳其犯罪类型如下：
1、教主控制型。教主控制是重要的精神控制手段，使用能诱发信徒变态意识的语言和暗示技术，控制信徒的思维过程，其所做事情受到教主力量的控制。如陕西咸阳发生的林春梅、温玉萍杀人事件，她们声称是受到某种启示而去杀人的被控制者。
2、恶魔控制型。邪教信仰中有“魔说”之类的观念，邪教信徒为了追求“圆满”，就会产生为驱除恶魔而杀人的念头。2002年黑龙江省的邪教痴迷者关淑云掐死女儿的除魔行为就是如此。这是恶魔控制观念，更是邪教式的心理障碍。
3、极限练功型。修炼是信徒视为伟大而神圣的事情，他们放纵时间在练功活动中“刻苦努力”，每天只睡3～4个小时。由此而断食断水，导致低血糖、睡眠剥夺、精神疲劳、抵抗能力下降和各种幻觉症状。如果此时再给予诱导就会引发信徒冲动，而出现自伤和伤人的攻击性犯罪行为。
4、反医学型。邪教否定现代医学。如某教有“消业说”，认为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所致，只有“消业”才能“上层次”，而吃药则积攒“业力”，最终将会“失去生命”。这些蛊惑使许多人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疾病就是痛苦，它对人是有害的，鼓吹 “练功”或看一本“经书”就可以痊愈的谎言是误人之命。
5、斗争攻击型。当正常价值观与异常价值观不同时，双方就会发生矛盾并产生敌意，导致意识形态的斗争。人工作需要与单位的活动相联系；而他又是邪教信徒，其思想与教义相联系，这两种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对立的，价值观显然不一样。这样就会产生斗争，在斗争中引发信徒的狂躁和攻击性，从而导致犯罪行为。
6、终末思想型。邪教的理论之一是“末世论”，让信徒产生紧张和恐慌，从而支配他们的精神，再利用“救世论”巩固自己的力量。有些邪教组织诱惑有来世信仰的人采取自杀式犯罪行为，比如“天安门事件”就是例证。人在极度紧张焦虑时，导致感觉混乱，控制能力降低，由此就会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所谓“精神的奇迹”了。
7、私刑暴力型。邪教宣扬对教主虔诚为第一“修行”，由此产生对教主的信赖、狂热情感和一系列奇异的心理体验。教主需要竭力维持信徒的这种体验，当信徒头脑里产生“疑念”时，操纵者就会使用暴力手段驱逐信徒的“疑念”。因此，在邪教内部对待疑惑者采取私刑暴行，导致信徒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
邪教的起源、目的和活动都具有特殊的病理价值观，这是形成犯罪活动的基础；邪教具有产生暴力的本质因素，这就是它的反社会性；邪教有引发大级别的犯罪能力，因为其痴迷者在MMPI调查中显示是具有病理性思维的人。因此，邪教组织是犯罪者的供给源，它教唆信徒的攻击行为和犯罪行为，这是由邪教集团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二、邪教犯罪活动相关因素的分析
主要从个体性心理病理、集团性精神病理和社会性文化病理三个方面分析。
1、个体性心理病理——人格素质的内在因素
人格是心理系统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独特性，即有何种人格类型，便有何种行为模式。国外研究认为，国际精神障碍诊断标准DSM-IV中的C型人格（回避型、依赖型、强迫型）、偏执型、神经质型、未成熟型、宗教亲和型人格易成为邪教心理障碍的人格学基础。本文根据MMPI测查的邪教痴迷者人格倾向为：①精神病态人格倾向24.42%；②偏执型人格17.44%；③神经质型人格22.73%；④精神衰弱15.12%；⑤妄想狂人格16.28%；⑥轻躁狂人格2.33%；⑦癔病人格22.09%（有交叉现象）。邪教痴迷者的偏执症状、精神症状和敌对症状均源于这些人格基础。
2、集团性心理病理——邪教教团的外部作用
邪教信徒对教团的活动内容有高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团队精神和团体力量。邪教犯罪的背景是明确的，它一边散布对民众富有号召力的口号，一边诱导信徒产生神秘体验的变态意识，在这种基础上构成“集团性心理病理”现象。邪教信徒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征、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功友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如偏信、偏执、自虐、自恋等。他们对一切事情都不关心，他们在情感上与邪教融合一致，产生一定的信念，内化成为整个邪教团体的信仰体系，并产生坚定不移的行为意向。这些情况是邪教集团价值观培植出来的异常状态，它维护着邪教集团的病理性教义。
3、邪教病理性文化——对社会的破坏作用
“文化”包括信仰、价值观和道德模式，这些内容影响人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心理体验和行为方式。从心理学角度认识“邪教是最大的社会病理文化”。这种病理文化形成变态的心理意识和异常的人格特征。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因而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无不打上文化烙印。我国的邪教组织吸取神秘文化的色彩相当多，甚至扯起了“气功”幌子，故其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信徒就可达到百万人以上，这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秩序等方面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冲击作用。
邪教犯罪只是少数人所为，但其破坏性却很大。据国际有关组织统计，邪教恐怖事件件数虽然不过8%，但因恐怖事件的致死率却达到28%。[1]只要有邪教存在就会有犯罪活动。中国“邪教”的一般性犯罪现象不多（盗窃、诈骗、性犯罪等），在法庭上的罪证也没有像日本奥姆真理教用毒气杀死12人，毒害5000余人那样明显，也没有像美国大卫教导致几百人集体自杀那样震撼。但是，其政治意图是明显的，这种危害社会的罪责是不容忽视的。
附注：[1]（日）小田晋等:《宗教和社会精神病理》，《日本社会精神医学》，1996年第5卷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