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轮功”邪教话语的表面构成：二元分割
“法轮功”邪教话语的表面构成具有偏执的结构特征，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形成鲜明的对立色彩，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正就是邪，呈现出二元分割的趋势。
传法主体的二元分割。贬低他人，褒扬自己是“法轮功”邪教的一贯做法。“法轮功”邪教的教主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自称：“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这话说的很绝对，似乎别人传功都在低层次上传，别人传法都不是传正法。实际上，这些“法轮功”邪教话语人为地划分出了传功的高低、传法的正邪两个不同层次或两个极端，体现出其偏执的结构特征。
传法对象的二元分割。“法轮功”邪教传法对象主要是修炼者，为提升修炼者的自我评价，便有意将修炼者与常人进行角色区分，认为常人执著于名利情色等，不断积攒着业力，代表着堕落；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不断修去名利情色等执著，同化着“真善忍”，代表着高尚；最终的结局，常人可能业大销毁，修炼者却能得道圆满。这种人为的角色区分也体现出“法轮功”邪教话语的偏执性结构特征。
救度对象的二元分割。在“法轮功”邪教话语中，修炼者与常人的角色还有另一层区分，即救度者与被救度者。李洪志要求修炼者当务之急是“救度众生”，并且将个人“圆满”融于“救度众生”之中，作为一种结果。修炼者充当作救度者的角色，而常人充当被救度者的角色。修炼者通过“讲真相”等方式进行救度，能否接受其所谓的“真相”，参与“法轮功”修炼则作为能否被救度的标准。总之，修炼者与常人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能否接受救度对于常人来讲，关系重大，按照“法轮功”邪教话语，涉及是销毁还是得救。
救度能力的二元分割。“度人”对于许多宗教并不陌生，佛教、道教都讲“度人”。但“法轮功”邪教为抬高自我，不惜贬低他人。李洪志公然声称：“现在的宗教已经不能度人了”，“全世界很多正教都不能度人了”，“我告诉你是怕你耽误了，被那个不能度人的宗教耽误了”。与此同时，他却自吹：“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由此可见，李洪志在“度人”问题上同样走极端，一方面贬低其他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另一方面自我吹嘘。
大法小法的二元分割。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有意将“法轮大法”说成是“宇宙大法”，涵盖了宇宙各个层次；而将各国法律视为“人间小法”，是宇宙层次中最低层次上的法。这样，一方面将“法轮大法”高置于各国法律之上，具有最高的效力。这事实上为控制修炼者预设了陷阱，在“法轮功”尚能公开存活期间，要求修炼者遵守“人间小法”，形成“共生态”；而一旦“法轮功”因其邪教本质充分暴露被依法取缔，则进入“冲突期”，对于修炼者来说，必然选择对抗“人间小法”，维护“宇宙大法”。李洪志将“法轮功”邪教的“生存”始终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通过人为划分“宇宙大法”和“人间小法”的层次高低，明确两者的等差关系，在修炼者的头脑中反复灌输其邪说，造成条件反射，形成思维定势，即：在共生状态下，形成包容关系，即“宇宙大法”蕴含“人间小法”；而在冲突情形下，演化为对抗关系，维护“宇宙大法”，就必然要对抗“人间小法”。
（二）“法轮功”邪教话语的内在逻辑：自相矛盾
尽管修炼者认为“法轮功”邪教话语具有自洽性，但其内在逻辑并不统一，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自相矛盾的内容。这些显而易见的逻辑悖论体现出“法轮功”邪教话语结构的悖谬特征。
“向内找”与“向外求”的矛盾。“法轮功”修炼者遇到问题究竟该“向内找”还是“向外求”呢，按理说这个问题不应当成为问题，按照《转法轮》这本最重要的“法轮经”中的说法，修炼者遇到问题应当无条件地“向内找”，而丝毫不应该“向外求”，因为“向内找”是修炼者与常人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是，“法轮功”被依法取缔后，李洪志的说法却改变了，不是按“向内找”的要求找自身的原因，而是不断地“向外求”，不停地指责中国政府，甚至采取无耻下流的造谣、谩骂等方式。从“向内找”到“向外求”，李洪志在“法轮功”邪教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前后的说法相互矛盾，这的确让修炼者难以应对，无所适从。
真修与假修的矛盾。1998年8月，海口至三亚高速路上发生一起车祸，八名修炼者七死一伤。李洪志闻讯后亲笔致信“法轮功”海南辅导站站长蒋小君，称这八名修炼者已经“圆满”在各自的天国世界。然而李洪志在《转法轮》中明确表示，有真修才能“圆满”，而真修者都能得到他的“法身”保护，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如此，这八位修炼者既然遭遇车祸，事实说明没有能够得到“法身”保护，显然不属于真修；然而，不是真修者，又如何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呢？这从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显然是一个逻辑悖论。
现代汉语有否高深表达力的矛盾。李洪志对于现代汉语多有不满，认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缺乏表达力，所以他喜欢“随意所用”。难道不规范的汉语比规范的汉语更有表达力？他还认为现代汉语不能表达“更高、更深的内涵”，至多只能表达常人社会浅白的知识。然而，他同时又声称用现代汉语写出来的《转法轮》是一部“天书”，是给修炼者的一部“上天的梯子”。于是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个问题：缺乏表达力的现代汉语怎么能够写出一部“天书”呢？从逻辑上分析，能够说得通吗？
守法与违法的矛盾。中国政府没有公开宣布取缔“法轮功”之前，李洪志还是一再要求修炼者遵纪守法的。他在《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第四条中明确规定：“各地总站要带头遵守国家法纪。”他在《法轮大法修炼须知》第二条中也规定：“凡修炼法轮大法者，要严格遵守各自国家法纪，任何人违反国家政策法纪的行为，都是法轮大法所不容许的。违反及一切后果均由当事人自己负责。”然而“法轮功”被依法取缔后，李洪志便公然煽动违法。他在《严肃的教诲》中煽动说：“我为这一年多来，为证实大法而走出来的弟子、未来的大觉者们而高兴。无论他们被关押或为坚修大法而失去人的生命，他们都是圆满。”这些人不就是因为违法犯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李洪志却肯定他们“圆满”了。他还说：“我为那些在魔难的严重考验面前不能走出来的、以各种借口掩盖自己怕心的人而感到痛心。”他责备那些不敢与法律对抗的修炼者，并且还威胁他们：“得了法却不能证实法，还配当大法弟子吗？无论他们怎么在家里所谓的坚持学法炼功，都是被魔控制着，走向邪悟。”李洪志在《去掉最后的执著》中甚至要求修炼者“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修炼者用生命对抗法律，捍卫“法轮功”。在这种前后矛盾的话语面前，修炼者究竟该如何取舍呢？
（三）“法轮功”邪教话语的圆融方法：瞒天过海
“法轮功”邪教话语尽管极端偏执，甚至自相矛盾，但却能够让修炼者觉得是一个自洽的、圆融的理论体系。所以如此，就在于李洪志采取了瞒天过海的圆融方法，包括“法无定法”、“悟先见后”、“大法圆融”等。其实这些话语同样体现出“法轮功”话语结构的悖谬特征，不定如何法，不见如何悟，不融如何圆？细想之下，漏洞百出。
以“法无定法”圆融悖论。李洪志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人在修炼过程中，用某一层次作为衡量的标准是不对的。讲‘法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法无定法，在某一层次的法只在某一层次起作用。”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问题很多。首先，所谓的空间层次，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其次，所谓“法无定法”不过是借口、幌子，实质是为李洪志信口开河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化解其各种说法的自相矛盾。只要你接受了“法无定法”这种说法，你就不能不相信他的胡言乱语，既然“法无定法”，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不由你不信。其实任何讨论都不能没有前提，否则就很难形成共识。真理都有自己的范围，超越了各自的范围，就会趋向谬误。“法无定法”则人为地取消了一切限制，没有任何前提和范围，一切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为转移，只要符合其利益，就认为对，否则，都是错。在李洪志那里，对与错根本就没有确定的客观标准，没有任何原则规定。
以“悟先见后”圆融谎言。李洪志在《为何不得见》中说：“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人在迷中，造业甚多，迷住本性岂能得见。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其实“悟先见后”之说违反了认识规律。认识对象是客观实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客观实在不存在，没有了认识的对象，如何去认识呢？意识是人的大脑对于客观实在的反映，如果客观实在都不存在，意识也就成了巧妇难为的无米之炊了。悟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禅宗就特别强调悟。悟分为渐悟、顿悟两种基本形式，但无论是顿悟或是渐悟，都是长期进行佛教修习的结果，也就是长期实践、思考的结果，是量的积累达到了质的突变的结果，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所谓“悟先见后”其实是对佛教之悟的曲解，也是对科学研究中灵感的扭曲，一旦抽取了悟或灵感的实践、思考的基础，所谓的悟或灵感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起到的作用只是欺骗，让修练者对他所讲的一切谎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
以“大法圆融”圆融破绽。李洪志在《博大》一文中说：“法轮大法的法理对任何人修炼，包括宗教信仰都是有指导作用的，这是宇宙的理，人从来没有讲过的真法。过去也不允许人知道宇宙的理（佛法），他超越一切常人社会从古到今的学术及伦理。”任何伪科学都是被吹成大而无当，但却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真正的科学却恰恰相反，承认有局限，但却能够逐一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修炼者一旦痴迷，对于“法轮功”歪理邪说存在的大量破绽、漏洞，不仅熟视无睹，并且善于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进行圆融，而且这种圆融的结果因人而异，无法统一。这种经过他们自圆其说的结果又被他们认为是固有的“大法圆融”。究其根本，是因为“法轮功”邪教话语缺乏精确说明，而是用模糊语言进行情景描述，修炼者陷入痴迷后，既使有人指出“法轮功”邪教话语中明显存在的矛盾与破绽，他们也不认为是问题，反而认为，问题的出现，或者是因为常人观念的障碍，或者是因为自身层次不够而无法理解，总之，都不是大法本身的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大法圆融”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
总之，通过对“法轮功”邪教话语结构的分析，不难看出并非其宣传的那样“圆融无碍”，事实上其话语结构存在偏执、悖谬的结构特征，具体表现在其表面构成的二元分割、内在逻辑的自相矛盾、圆融方法的瞒天过海。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清“法轮功”邪教邪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