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这种综合症起源于一起犯罪事件。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6名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专家调查后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也可称为“人质情结”。
对于法轮功痴迷者而言，他们深陷邪教，虽然意识到邪教对于他们的不利方面，却不断自欺欺人，为邪教辩护甚至奋不顾身，不断对抗社会，这种典型的行为方式与长期痴迷邪教形成的斯德哥尔摩思维有极大关系。
一、信徒斯德哥尔摩思维形成条件
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斯德哥尔摩思维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条件：（1）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2）在遭挟持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与所有其它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4）人质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透过对邪教理论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不断给信徒洗脑，逐渐促使他们形成了较强的斯德哥尔摩思维。
1、不断恐吓让信徒感觉自身存活离不开邪教
威胁恐吓是邪教共有的特性，法轮功中同样充斥着大量的此类邪说。教主李洪志借助于预言、佛教相关理论，不断偷换概念，编造了“末日论”“淘汰论”“救度论”，不断诅咒反对者形神俱灭、遭受报应。李洪志不断以“业力”“报应”“旧势力”恐吓信徒，以离开法轮功将失去“法身保护”而遭受毁灭威胁信徒。在种种此类言论的恐吓之下，信徒感觉人类将会被毁灭唯有跟随“大法”才能得救，自身存活离不开邪教。
2、修炼救度论使信徒感受到邪教的恩惠
当信徒遭受到邪教的恐吓之后，极易出现绝望心理，此时李洪志对信徒许诺以“圆满成神”“救度众生归位”的利益，促使信徒感觉不仅可以远离即将毁灭的人间，还可以成为“救世主”、未来宇宙的“王”。李洪志不断许诺“法身”保护信徒不出偏差、信徒之间互相编造的练功受益情景，让信徒感觉跟随法轮功可以获取诸多收益。这种因为遭受恐吓后获取到的一定恩惠，促使信徒渐渐依赖上邪教。
3、隔绝性活动割断了信徒与外界的联系
无论是恐吓或者虚构的恩惠，如果信徒能够不断对比，也容易识破。但因为信徒遭到了邪教的绑架，其行为活动及思维逻辑都遭到了邪教的控制，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邪教不断组织的隔绝性活动，无论是集体学法，还是不断组织的“讲真相”活动，都在不断隔绝信徒与外界的联系。李洪志以修炼高深莫测、需要不断去除人的一切作为要求，引导信徒脱离社会远离人群，同时以“不二法门”“信师信法”等作为要求不断强化精神控制孤立信徒。凡事以“法”为上，不断绑架信徒，邪教割断了信徒与外界的联系。
4、报应惩罚论促使信徒认为脱逃永无可能
李洪志给信徒铺上了一张无形的网，那就是整个宇宙里面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李洪志的，因而信徒无处可逃、无路可逃。在李洪志的诸多讲法中，信徒始终笼罩在李洪志的魔掌之中，“整个宇宙都是我造的”，是李洪志常常用来控制信徒的言论。早期，李洪志称那些不按照李洪志要求去做的是“魔”，干扰了别人，会遭受惩罚。后来，李洪志编造了无所不在的“旧势力”，并极力抬高，构成了对信徒的层层威胁，导致信徒形成了除了继续跟随教主李洪志没有别的出路的思维逻辑。
二、信徒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过程
通过邪教理论的渲染，信徒逐渐形成斯德哥尔摩思维，并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强化，逐渐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自身离不开邪教并不断为邪教奋不顾身，甚至作为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过程中沦为邪教的受害者却不自知。
1、接受邪教理论后产生较强的恐惧
许多信徒本身因为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才病急乱投医，求助于法轮功。而法轮功也打着祛病健身教人向善的幌子，逐渐引导信徒。而一旦信徒被其光环吸引，李洪志逐渐表露出其本性。信徒接受了邪说的洗脑之后强化了认知，认为人生不顺利是因为业力，修炼其实就是消业，同时背离大法就会造业，最终会被毁灭。这种“业力论”的逐渐认同，促使信徒产生了较强的恐惧感。当遭到国家依法取缔之后，法轮功将一切归结于邪恶所致，并以“考验”“淘汰”“毁灭”不断向信徒灌输邪说，同时利用明慧网不断渲染“迫害”“报应”，给信徒造成了极强的恐惧感。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信徒人身所处环境急剧变化，心理产生剧烈的不安与不适应，促使信徒不得不接受邪教的安慰和相关理念。
2、长期恐惧邪教出现严重的害怕心理
信徒长期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逐渐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大量地学习经文受到邪教暗示，在邪教编造的人间恐怖的洗脑之下，信徒出现了较强的害怕心理，并担心一旦脱离邪教就将得到种种报应，因而不断将生活中的不幸归因于没有按照邪教要求去做所导致。这种因为恐惧出现的害怕心理导致信徒希望找到合适的途径平衡自身害怕的心理，于是只好不断加强学法和自我暗示，在邪说中不断寻找消除害怕心理的方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3、长期参与邪教活动出现同理心
由于长期在法轮功中从事非法活动，长时间与社会脱离，信徒思维逐渐出现变异，将邪教作为救度自己的法宝。他们长时间陷入李洪志的邪说中，逐渐认同了“大法”的救度说，并作为自身奋斗的目标。信徒逐渐认可了李洪志所编造的“大法弟子”的角色，并对李洪志产生同理心。李洪志所编造的不公正对待、明慧网编造的其他信徒遭受到了种种“迫害”等等都成了信徒同情“大法”的理由。在邪教中长期与其他信徒相处之后，他们逐渐形成了所有违反社会行为的方式都是出自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遭受“迫害”的必然，而并不认为自身是因为受到了邪教伤害所致。这种对邪教的同理心与斯德哥尔摩“人质事件”中出现同理心极为相似，是信徒宁愿被邪教绑架而不断为邪教辩护的变异心理状态。
4、参与邪教活动协助犯罪成为必然行为
信徒在反复接受邪教的洗脑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恐惧和害怕心理，在与其他人员长期相处之后，逐渐出现了种种同理心，因而认为李洪志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并且形成了不仅自身要解脱，还要去救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人的自我实现观念。在这些内在动机的支持之下，信徒不断按照李洪志要求去“助师正法”，不断强化自身行为意识，合理化自身违法犯罪行为，公然对抗社会。除了积极为邪教辩护之外，放弃一切甚至生命对抗社会都是其典型表现，也是信徒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重要表现。
三、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的途径初探
信徒一旦形成了斯德哥尔摩思维就会导致其出现种种为邪教辩护的对抗行为，沦为邪教的“人质”最终成为邪教利用的工具。通过以上形成条件及过程的分析，笔者认为从以下一些方面努力，有助于摆脱邪教对信徒的绑架。
1、消除恐惧心理，切实面对现实
恐惧，是导致信徒陷入邪教之后不敢脱离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深受邪教“报应论”“淘汰论”恐吓后出现的心理障碍。事实上，从诸多脱离了邪教的原痴迷者的生活经历来看，只要摆正了了心态，积极面对现实，必然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笔者身边接触到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脱离了邪教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只要能够积极面对人生，正确看待未知及消除恐惧，就不会受到邪教再度侵害，更不是李洪志所言的“一旦脱离，业力就会回到身上”“千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出现不顺心，但这绝不是李洪志所言的“报应”，更无须恐惧。只要积极面对，总有办法处理好。如果思想中长期存在对邪教的恐惧心理，疑神疑鬼，即使脱离了邪教，也会继续受到类邪教思想的影响而再度步入歧途。许多恐惧思想，其实不过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最终错过了现实的美好，杯弓蛇影，庸人自扰。消除恐惧心理，切实面对现实，这是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的重要途径。
2、识破邪教阴谋，消除恩惠错觉
给人以恩惠，这本身没什么，但是其背后的动机却需要引起重视。邪教往往披着教人向善的外衣，打着拯救苍生为己任的幌子，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干着推翻一切的勾当。法轮功许诺信徒以“圆满”“保护世人”，却提出了必须按照邪教的要求去修炼去搞“三退”，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并且将这一切藏匿于“救度众生”的口号当中，无疑给诸多信徒造成了极大错觉。“救度众生”是有条件的，给人恩惠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不能反对邪教必须支持邪教。所谓的恩惠，不过是邪教长期恐怖信徒之后给信徒的一点点安慰而已，却藏匿着利用信徒参与政治对抗政府最终葬送信徒前途的阴毒。
3、破除单一思维，加强社会联系
很多信徒可能已经意识到邪教给人造成的恐惧，也意识到邪教的政治阴谋，但是因为长期受到邪教禁锢思维的影响，割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切皆“大法”为上的单一思维，惟李洪志所言极是。无论是失去了亲人还是失去了自身自由，都被邪教以“考验”为名打入异类，不断出现对邪教的同情和依赖，而不再对现实社会有兴趣，最终沦为反社会的异类。因而，加强其与社会的联系，促使其养成在社会中思考问题的习惯，利用社会生活归正信徒邪教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信徒必然能够感受到法轮功的更多邪教性，因而愈加坚定地与邪教决裂，看清邪教毒害性。
4、消除消极想象，切换生活方式
痴迷法轮功的信徒往往都有共性，那就是脑海中总是以法轮功为评判标准不断出现消极想象。信徒的想象力很丰富，这是受到邪教误导出现大量负面臆想所致，他们总是认为自身行为如果偏离了“大法”，必然会遭遇到不幸，总是将生活中的诸多不利归结到自身消极想象中，这种消极想象造成的“大法”思维后患无穷。不妨换一种生活方式，从另外角度去思考和经历。生活中，本身并非邪教所言都是被安排的，而是在经历中逐渐被完善的。多在现实生活中去经历，也是促使信徒转变思想破除邪教消极想象的重要方式，也会帮助信徒更好脱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