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一片寂寞的荒丘，除了偶尔远道而来的游人在这里肃立凭吊，几乎就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可怜荒垅穿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长眠于此的，是一位和李白一样，用一枝笔烛照人间的文学巨匠——蒲松龄。除了一部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留给后人的还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其中，他屡试不第的话题，几百年来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成为文化界一桩众说纷纭的公案。那么，少年成名的蒲松龄为何会屡试不第？淡泊名利的蒲松龄又为何一生都围绕科场碌碌奔波？蒲松龄的文学才华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之间是否真得格格不入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蒲松龄，去一一探寻他科举路上那些带着遗憾的谜团……

　　屡试不第的蒲松龄

　　金榜题名历来被誉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在封建时代，特别像蒲松龄这样的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更希望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仕途这条渠道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尽管他在科考的道路上忙碌一生，但最终也没能踏进仕途一步。直到晚年，朝廷才按照惯例给了他一个“岁贡生”的荣誉称号。那么，蒲松龄一生之中到底进出过多少次乡试考场呢？蒲松龄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方19岁的时候，就以县、府、道三第一取得了秀才的资格。“长矛书卷置高阁，重将解结挥尘蒙，余息尚存眼底空，攘臂直欲追裴公，白头见猎犹心喜，起望长安笑向东”。这是蒲松龄写过的一首《自嘲》诗，诗中直抒胸臆，渴望自己能象吕尚和裴度那样大器晚成。写诗这年，他已61岁高龄。此后两年，即康熙四十一年，才是乡试开科之年。所以我们推断，蒲松龄至少在他63岁时尚未绝志功名。从21岁考到63岁，仅正科乡试就有15次之多！

　　屡试不第之文风不投时好

　　这个文风不投时好，是蒲松龄屡试不第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清人王培荀在他的《乡园忆旧录》当中，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蒲松龄颖悟绝伦，淹贯群书，作文空诸所有，一缕清思为题，曲曲传神写照，时文中白描高手也”。蒲松龄的老恩师--施愚山，也曾经说过“蒲松龄的文章是剥肤见骨，是科举场中文多采取痴肥的文章，所以他终身不遇。”王培荀他的祖母就是蒲松龄的堂姊妹，作为蒲松龄的晚辈，作为也曾经在考场当中跌打翻滚过来的一个过来人来说，他对蒲松龄屡试不第的这个原因，应该说是看的更为透彻。事实上蒲松龄屡试不第，他本人也是很清楚地。他写过的《贾奉雉》《司文郎》《素秋》等文章，对这些屡试不第的问题，他都有坦率的表露，尤其是在《贾奉雉》这篇文中表现的尤为淋漓尽致。《贾奉雉》中如是写到：“文章虽美，贱则弗传，君欲抱卷以终也则已。不然，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凡是了解蒲松龄身世和经历的人，都会有种感觉，这哪里写的是小说，分明是借贾、郎两人之口，来吐自己心中的不平。对于那些低劣的八股文，蒲松龄不是不会作，只是不屑于作，既然他不肯与时流相合，当然他也就场场铩羽，终身不遇（不第）了！为什么那些脑满肠肥的滥调文章，竟能高中，而试后令倾慕者争录其文，相与传颂的好文章却每每被黜呢？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取决于文章的风格能否为考官们所赏识。清代乡试，除主考由中央派遣外，十八名同考官（也即房官）主要是由所在省的某些大县的县令们担任。然而参加乡试的考生们能否登第，却首先要过他们这一关。如果他们不荐卷，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如果你的文章的风格不为房官所赏识，他们是不会荐卷的。正因为如此，清代乡、会试中大兴揣摩之风，因而靠投考官所好而幸中之人也比比皆是。遗憾的是，在那“时文多取痴肥”的年代，蒲松龄却固执地坚持“白描”的手法，为文“剥肤见骨”，不肯随波逐流，又有哪一个考官会专门去为了适应他而改变自己的眼光呢？考官们荐文的标准，除了受个人嗜好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文禁制约的影响。清初文禁森严，稍一不慎触犯忌讳就要杀头灭族。所以清代乡、会试的考官们在荐文时是十分谨慎小心的。史称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整个中国封建史上文字狱最为疯狂的时代，大型文字狱平均三、五年就有一起。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在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因出了个“维民所止”的试题，攻击他的人说“维止”二字是“雍正无头”，就为这件事查嗣庭被革职拿问，不仅丢了官，还丢了命。在那个年代，衡文的考官们在荐文时，都是如履薄冰、心怀恐惧。蒲松龄一生傲岸正直，为文常常痛斥时弊，这样的人品、这样的文章，也许有人私下会佩服、赞赏，但有谁敢在考场上推荐他呢？

　　屡试不第之做人不事钻营

　　蒲松龄文场屡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做人不事钻营。清朝初年，科场舞弊之风盛行，《清朝野史大观.江南丁酉科场案》一文中曾记到：“清初科场，富室子弟，每以关节幸中，及顺治丁酉，江南溃败独甚。”从已知的史料来看，蒲松龄在三十岁之后，就已经成为一方名士，而且与他往来者，大都是颇有根底的缙绅子弟和身居要津的达官显宦，凭借他的学问，若再能适当地运用这些社会关系的话，很可能他在仕途上的命运也不至于那么悲惨。康熙朝的吏部左侍郎高珩是蒲松龄的同乡，《聊斋志异》初具规模，他就第一个为《聊斋志异》写了序，且高珩的女婿张笃庆与蒲松龄又是交相莫逆的朋友，蒲松龄是高珩“载酒堂”的座上常客。高珩的表弟，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既是蒲松龄的好友，又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在《聊斋志异》未尽脱稿时，就曾按卷索阅并作过评点，两人有十几年的交往。庙堂之上，如果有此数人鼎力援引，再加上蒲松龄自身的能力，博取科举功名应该不难。然而，从蒲松龄同友人的往来诗文来看，他们之间自始至终保持了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这不是高、王诸人不愿施之援手，恐怕还是蒲松龄为了维持自己的清誉，而不愿借助他人之力飞黄显达。应该说，不事钻营是由蒲松龄的天性决定的。他的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他“天性伉直，不阿贵显”，“三十年足迹不践公门，厌见官长”。连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喻成龙招见，他也是婉言谢绝。”蒲松龄在《漫兴》诗中写道：“湖海气豪常迕世，黄昏梦醒自知非”在文学创作上，蒲松龄称得上是旷古奇才，但在仕途钻营上，却不及一些无耻小人。他这样的人在封建社会当然难以出人头地。

　　屡试不第之治举子业用心不专

　　蒲松龄先生一生当中，尽管在科举的道路上反复奔波了几十年，但是他却从来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用在科举上。“用心不专”也是蒲松龄屡试不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蒲松龄不能专心致志的去治举子业呢？当代许多研究专家表明，原因主要是有两条：一是经济状况太差制约了他，第二是他的创作热情太高影响了他。生活的窘迫使得蒲松龄不得不边谋生边读书，治举子业只能业余为之。蒲松龄18岁结婚，婚后不久即因妯娌关系不睦而分家了。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据史料反映，蒲松龄在20几岁时，就开始了靠教书养家的舌耕生涯。他没有条件闭门下帏专心攻读，在他31岁的时候，曾远游宝应，为同乡好友孙蕙做了一年的幕僚。孙蕙是位喜声伎、善应酬的风流县令，蒲松龄在幕期间，他除写了一大堆行旅登眺、寄远送别的诗文之外，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举子之业。为了准备康熙十一年的乡试，康熙十年秋，蒲松龄辞幕回乡。在之后的十个月中，他既要为某生去奔波，又要为应试而焦心，二者难以兼顾，对应试不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只能是匆忙上阵，结果也只能是铩羽而归。从那时起，蒲松龄基本上就集三业于一身，教书、读书、著书。“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骄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他在《子笏》这首诗中曾发过的感慨，就真切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康熙十七年乡试落第之后，他也认识到三管齐下势必顾此失彼，因此在诗中表示“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诗中断下《聊斋》创作的决心，蒲松龄是下过，但是他却并没有认真去履行。第二年他不但没有搁笔，还花费了不少的工夫将《聊斋志异》整理成编，写了《聊斋自志》，请同邑名人高珩写了序言。就是在《聊斋志异》基本成书之后，蒲松龄也未停止过创作，《夏雪》等篇表明，至少在康熙四十六年之后，仍有大量的新作增补。这表明《聊斋志异》的创作贯穿了蒲松龄的一生。除《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在他中年之后，还整理辑录了大量的科普类作品，创作了总计上百万言的《聊斋俚曲》。如果他把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放在治举子业上的话，也许是另一种结果。治举子业用心不专是难已奏效的。山东新城王家，明清两季出了不少尚书、侍郎、巡抚一类的大官，一门科第极盛。其少年学作文者，将来必发。有人曾问：“奇才何尽生君家？”他们的族长透漏说：“非才过人也，惟严立课程耳。”耕耘与收获历来是成正比的，蒲松龄将一生中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文学创作的耕耘上，荒废了治举子业这块田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尾声】屡试不第、生活困顿，对于生长于明末清初的读书人蒲松龄来说，当然是件遗恨终生的憾事。蒲松龄个人的遗憾成就的却是民族文化的辉煌！不错，科场失意是痛苦的！但正因为这份失意，让封建盛世污浊的官场中少了一位平庸的官僚，中华文明的大舞台上却多了一位呼吸风云的文化巨匠！何得何失，孰轻孰重，历史不是已经评判的毫厘不爽了吗？这寂寞的荒丘，并不因为它的寂寞而失意。因为三百年来，已经有无数颗纯洁的灵魂，随着蒲松龄笔下的文字而同频共振。这种遥远的黙契和无声地感动，还将持续下去，只要美丽的中文还在，只要人类还在追寻爱和梦想，科场失意的蒲松龄，用他寂寞中写下的文字，依旧会点燃一代又一代人最瑰丽的灵魂世界！寂寞文章温暖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