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轮功”邪教组织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以来，逃往美国的李洪志完全撕下了“真善忍”的画皮，颠倒黑白，凶相毕露，叫嚷“忍无可忍”。两年多来，人们仅从李洪志公开“讲法”以及所谓的“经文”中可以看到，他集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国家领导人“已经人性全无、正念无存”，“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叫嚣“不能再容忍其邪恶对法的迫害”，公开煽动“法轮功”顽固分子“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2001年1月1日《忍无可忍》）他抛出了所谓“前十年正法时期”和“后十年法正人间时期”的谎言，煽动弟子们“放下生死”，全力进行所谓的“铲除邪恶”的“正法”。

　　2001年5月19日，李洪志在一次公开集会上，露骨地煽动说：“中国政府中那个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它们所采用的一切手段都是最卑鄙的、最邪恶的，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已经到了顶峰了，登峰造极了。”“这个邪恶它看到了自己要被清除的时候也是极其嚣张的。它就是坏，它就是毒，它就是邪，就象那个毒药一样，你叫它不毒人，它做不到，它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在清除它的过程中也要毫不客气，就是清理掉。”他把自己能搜寻到的肮脏字眼全用在了中国领导人身上。他咬牙切齿，睹咒发誓，叫嚷“要毫不客气”“清理掉”，声称“不只是你们清除，如果修炼人清除不了，那神、直至更高的神，也要参与清除。”（2001年5月19日《在加拿大讲法》）他要动员、组织他那所有弟子乃至“神”、“更高的神”一起参战，准备向中国国家政权发起攻击。

　　两年来的事实告诉人们，“法轮功”邪教已经成为一个跨国邪教组织，成为一个被国外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政治工具。李洪志之流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较量，他只能煽动其弟子们“走出来”、“放下生死”，密谋采用极端行为和恐怖手段报复公众和社会，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所以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本质及其极端行为所决定了的。

　　“法轮功”邪教及其极端行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打着气功旗号起家。80年代，当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气功热”时，不学无术但又善于投机的李洪志，看到气功有利可图，便于1988年前后不过参加了李卫东、于光生的两期气功学习班，急于另立山头。他窃取了李卫东的“禅密功”、于光生的“九宫八卦圈”的某些功法，在他人的帮助之下拼凑了“法轮功”，以“健身祛病”为名，到社会上行骗。从1992年5月开始，正式办起了“法轮功”辅导班。他不仅把自己这样一个“对气功还不入道的学员”吹嘘成一个“气功师”，而且鼓吹自己有“特异功能”，用巫术给人治病。他非法在自己家里设起了“功德箱”，非法印制、散发“法轮功”资料、用品，诈骗钱财。1993年4月出版了《中国法轮功》。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目的是骗钱。从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仅利用办56期“法轮功”辅导班一项，李洪志本人就诈骗钱财30多万。

　　第二阶段，打出了“法轮佛法”（后又改为“法轮大法”）的旗号，建立、发展“法轮功”邪教组织。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法轮功”全国性非法组织的设立（1993年8月在北京设立“法轮功研究会”，1996年改名为“法轮大法研究会”），特别是《转法轮》一书的公开出版（1994年12月）。这一时期是“法轮功”邪教坐大成势的时期。李洪志窃取了气功、“特异功能”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又看了一点《佛家人物参考资料》，曲解佛教某些名词术语，便不再甘心做一名人间的气功师，而要成“神”。在他看来只有把自己吹嘘成“神”，才能进行更大的欺骗。当时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宗教热”的社会环境，为李洪志提供了这种行骗的土壤。李洪志把自己吹嘘成比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稣基督高无数倍的拯救人类的“宇宙最高神”；把“法轮大法”吹嘘成是当今世界“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是唯一能“度人上天国”的“正法”，并且“给宇宙众生、不同层次的神和人开创生命环境”。李洪志把自己以及他的邪说推向了极端。他宣扬，人类是从高层空间一层一层掉到“宇宙的垃圾站”地球上来的，当今人类社会已经道德败坏，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业力场”，人类得赶快逃离。只有修炼“法轮大法”，人类才能“逃离劫难”。所谓“修炼”就是“修心性”，就是放弃人间“一切执著心”，去追求所谓的“上层次”、“圆满”。他鼓吹修炼的第一个层次叫“世间法修炼”，修炼者的“身体完全被高能量的物质所代替”，“将来他修成的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的世界中什么都有。”（《转法轮》）第二个层次是“出世间法修炼”，即修成“佛、道、神”。这时，李洪志不再强调练功，甚至斥责说，谁要是站在那里讲“法轮功”就是“怎么怎么做，这是在传邪法”。集体练功，已经变成“交流学习心得”，“见证”修炼“神迹”的一种形式。这时，他反复强调要“学法”，即学他的歪理邪说。不只是一般的学，而是要千百遍的学习、背诵、抄写。李洪志用强化“洗脑”的做法，完全控制了练习者的精神。许多“法轮功”练习者盲目、狂热地崇拜李洪志，舍弃一切“执著心”，一心追求所谓的“上层次”、“圆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是一种精神毒品。那些痴迷于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练习者，吸食了这种毒品，完全改变了做人的形象，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有病不治、遗误治疗，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开始出现。“法轮功”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本质及其对练习者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日益显现，开始激起了一些群众的义愤，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1994年11月，长春百人上书揭露李洪志就是其中的一例。一些学者开始揭露“法轮功”的荒诞，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始披露“法轮功”对练习者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第三阶段，对抗政府主管部门的查处，煽动非法围攻新闻单位和政府机关，“法轮功”邪教的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充分暴露。这一阶段以199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查禁和收缴《转法轮》等五种图书、光明日报发表《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开始，一直到1999年7月22日。这一时期，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顶风发展、从事非法违法活动的时期，也是其邪教本质大暴露的时期。虽然“法轮功”的非法性、危害性已经被揭露，但对“法轮功”组织并没有进行查处，对其罪行没有进行清算，所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敢于顶风发展，继续从事非法违法活动。“法轮功”发展到这一时期，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已经对练习者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毒害，他们视李洪志为最高的神，不能对李洪志有任何怀疑，为追求“消业”、“开天目”、“得法轮”、“上层次”、“求圆满”，不少人走向极端，放弃对人生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弃人间的一切亲情，走上自残、自杀、自焚、杀人的道路。1660多人死亡，650多人精神失常，20多起杀人案件，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法轮功”邪教的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还集中表现在反公众、反社会方面。因为《转法轮》等图书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查处，李洪志为了对抗查处，同时稳住“法轮功”组织的阵脚，他一方面策划“法轮功”组织搞反调查，编造所谓“修炼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欺骗舆论；另一方面，打出了“除魔护法”的旗号，把所有反对“法轮功”的人们诬蔑为“魔”，鼓吹“脑袋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对揭露他们的人们进行威胁、恐吓，组织围攻新闻单位和政府机关。从1996年6月到1999年7月，先后制造了300多起围攻新闻单位、政府机关的非法事件，甚至一夜之间聚集上万人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住地中南海周围非法示威。
这一时期，也是李洪志把“法轮功”邪教传到国外，在国外建立发展“法轮功”分支机构的时期。从1994年开始到1999年，李洪志先后窜到美国、法国、马来西亚、德国、瑞士、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传法”，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法轮功”组织。1996年，李洪志躲到了美国，一方面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把指挥中心转移到美国；另一方面寻求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尽管“法轮功”在中国遭到查禁，但李洪志从“法轮功”邪教坐大成势却受到鼓舞，其野心极度膨胀，要用他的歪理邪说“征服”全人类，即他所谓的“世界几十亿人都要得法”，骨子里梦想坐上人间霸主的宝座。

　　第四阶段，“法轮功”组织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依法被取缔，“法轮功”沦为国外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李洪志煽动其弟子“放下生死”，用极端行为进行报复，垂死挣扎。这一时期从1999年7月22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民政部发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出了禁止“法轮功”有关活动的六条通告和对李洪志的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深入揭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清算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罪行的活动。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中国政府采取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在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对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法轮功”练习者包括痴迷者，采取了团结、挽救、教育、转化的正确政策，使他们摆脱了李洪志的精神控制，脱离了“法轮功”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到了教育。经过这场斗争，“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成了过街老鼠，没有了市场。然而，两年多来，李洪志倚仗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不断在国外滋事，还凭借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手段，遥控国内的“法轮功”顽固分子和痴迷者，“走出来”、“放下生死”，采取极端行为和恐怖手段，制造各种事端。惨绝人寰的“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自焚案、辽宁抚顺“法轮功”顽固分子窦振洋、王洪军企图颠覆列车案（导致一趟旅客列车、一趟重载机车受损，险遭倾覆，直接经济损失7.6万余元）、河北秦皇岛“法轮功”顽固分子李海丰携带炸药欲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爆炸案、神秘小喇叭案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法轮功”邪教孳生、坐大和被中国政府取缔的过程，人们可以看出，“法轮功”的极端行为、恐怖活动，“法轮功”沦落到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政治工具，完全是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本质所决定了的，是其邪教本质的必然表现。他们以李洪志划线，排斥一切，反对一切。在遭到公众、社会的反对以后，便以百倍的疯狂报复公众和社会。被政府取缔后，又以百倍地疯狂反对政府。据有的法律专家论证，从1992年到1999年的7年中，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中国19部法律法规，触犯了55个法律条款，构成17种罪（诈骗罪、偷税罪、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杀人罪、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侮辱罪、诽谤罪）。由此可见，李洪志及其触犯刑律的“法轮功”邪教骨干分子才是地地道道的邪恶势力；李洪志不仅是“法轮功”邪教的头目，而且是人民的罪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败类。取缔“法轮功”邪教才是真正的铲除邪恶。而李洪志叫喊的“铲除邪恶”，不过是贼喊捉贼的伎俩而已。

　　李洪志是一个骗子加无赖，毫无人性和道德可言。其文化水准，连一个小学生也不如。他那些荒诞不经、文理不通的“著作”、“经文”不过是捡来的一堆糟粕。两年多来，李洪志所作所为，不过是垂死挣扎的一种反映、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一类的拙劣表演。人们有理由藐视他。但是，困兽犹斗，狗急跳墙。李洪志之流在咬牙切齿，睹咒发誓，磨刀霍霍。因此，人们又必须重视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邪教已经传到世界40多个国家，成为一个跨国邪教组织，蒙蔽、欺骗了国外许多善良的人们，又由于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成为反华势力所利用的一个政治工具，这就使得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还涉及到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艰巨，需要更长的时日。

　　两年多来，李洪志及其设在美国的“法轮功”指挥中心，凭借美国的“自由”环境，炮制了大量攻击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材料，通过其喉舌“明慧网”及其他渠道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在国外组织游行、集会，煽动反华仇恨，在中国驻外使领馆静坐示威，对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搞什么“起诉”，对揭露他们的人们进行威胁、恫吓，搞什么“恶人榜”。他们还通过互联网，教唆国内“法轮功”顽固分子如何下载、印制、散发明慧网的反动材料，如何制作定时播音设备，等等，进行极端、恐怖活动，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李洪志在集中攻击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为了稳定军心，强化了对他的弟子们的精神控制。鼓吹那些冒死对抗中国政府的人是“伟大的弟子”，威胁那些被转化的练习者必将受到“惩罚”。他要弟子们不得对他有任何怀疑，只能承认、依附于他这个“人世间的师父”。他鼓吹“世上几十亿人”都等着“得法”，将来“所学所用的都是这本《转法轮》”，以此坚定弟子们对他及其“法轮功”邪教的信念。李洪志甚至用“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类的咒语，用“意念”消灭“邪恶”，加强和训练弟子们的仇恨心理。李洪志之流妄图煽动起一场新反扑。

　　在当今世界，极端行为、恐怖活动不全是邪教组织所为，但是，邪教组织必然与极端行为、恐怖活动相联系。李洪志手中没有武装力量，他无法与中国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相较量。他们的反动宣传，在国内不会有人相信，掀不起大浪；在国外，可能会博得他的主子的喝彩，为其主子提供某些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炮弹”，然而其效果有限。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真正造成威胁的，是遥控国内的“法轮功”顽固分子和痴迷者，采用极端行为、恐怖手段，进行破坏活动。几年来，“法轮功”痴迷者的极端行为告诉人们，经过李洪志邪说“洗脑”的人，只要李洪志一声令下，他们什么荒唐残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极端冒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因此，对“法轮功”邪教可能实施的新的极端行为、恐怖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不管李洪志之流如何垂死挣扎，“法轮功”邪教最终逃不脱彻底覆灭的命运。那些至今还痴迷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人，如果执迷不悟，必将成为“法轮功”邪教的殉葬品。那些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的“法轮功”死硬分子，必将遭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
   
　　邪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邪教的极端行为、恐怖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危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防范和打击邪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已经成为跨国邪教的“法轮功”，要彻底铲除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和共同努力。在已建立“法轮功”组织的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国家的“法轮功”组织，是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中国深受“法轮功”邪教其害，我们应当把“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告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希望他们对“法轮功”提高警惕。这既是我们在反邪教事业上应尽的一种国际义务，也是我们对这些国家友好的一种体现。我们也有理由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要让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利用他们的国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损害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李洪志是“法轮功”邪教的头目，是“法轮功”邪教一系列犯罪活动的元凶，中国人民要求将李洪志引渡回中国接受司法审判，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支持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既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一种体现，也是反对邪教国际合作的一种具体行动。在处理邪教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不仅会损害国际反对邪教的共同事业，而且必将养痈遗患，最终自食其果。

　　注：这篇论文收入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再论邪教──邪教、教派与极端行为论文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