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了一个县级法轮功辅导站的发展过程，现在讲出来，帮助那些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认清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谎言。
我练习法轮功较早，因患有腰疾病、胃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吃药和住院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1994年6月，听辽宁的一位朋友介绍说法轮功能治病，而且李洪志当场就可以治病，非常神奇。1994年6月11日—18日，我参加了李洪志在郑州市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学习班每人收费40元，加上在学习班上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坐垫等练功用品，总共花去大约120元。当时李洪志卖的书名字叫《中国法轮功》。学习班结束后我从郑州回到潢川家里后，主要是自己在家里练功，除了经常和郑州的法轮功骨干人员联系了解李洪志的新言论，购买新的书籍资料和练功用品外，很少与外界其他法轮功人员联系。
这样过了大约一年，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渐渐露出端倪，他改变过去让学员们以在家打坐练功，反复研读《转法轮》和其讲法经文为主的要求，特别强调要求所有法轮功练习者都要尽弘扬“法轮大法”的义务，广泛宣传“法轮大法”，让所谓“有缘人”都来修炼“法轮大法”，以达到他扩大学员数量，膨胀法轮功规模的目的。为了扩大影响，李洪志又要求法轮功练习人员在尽可能地发展成员的同时，指示学员们要到公共场合公开练功，并要尽可能聚集多一些法轮功人员一起练功，还欺骗法轮功人员说：这样一起大规模集体练功，能量场大，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影响和带动，比自己在家练功长功要快。法轮功人员在听信李洪志的蛊惑后，纷纷走出了家门，劝亲戚、拉朋友，帮助李洪志推销起了法轮功。由于法轮功是打着“真善忍”和治病救人的幌子，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很多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善良人们被拉入了法轮功的泥潭里。这一时期，我县法轮功人员迅速增加，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法轮功习练人员达到了近千人，仅集体练功点就有18个，遍布城乡各个公共场所。这时我县的法轮功组织从县里到每个练功点都已经有了固定的联络人和辅导员，只是没有正式宣布。
那时，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已经成立，与我县距离较近的郑州、武汉等大城市也都成立了法轮功辅导总站。我们在组织活动中主要隶属于武汉辅导总站，平时与武汉联系较多，与郑州辅导总站也有联系。在与这两个地方法轮功组织和人员接触联系的过程，两地的负责人都认为我们县的法轮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要求我们要及时正式成立辅导站和练功点，并指出我们县法轮功传入早，人员多，可以指导附近县区成立组织，开展活动。就这样，我于1996年4月18日上午召集县内法轮功骨干人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法轮功辅导站指示我们尽快成立潢川辅导站的要求，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建站。由于我是县内法轮功最早的习练者和组织者，大家一致推选我做站长，又推选了两名副站长和几名负责人，明确了每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并在组织内作出了明确分工，整个组织对内对外联络，资料和练功用品的购买和分销，文字材料起草，练功集会活动的组织开展都明确了专人负责，还以李洪志制定的法轮功辅导站条件、辅导员标准，传法规定等要求为基础制订了管理制度。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县法轮功组织的研究决定正式传达到每一个练功人员，并上报了上级辅导站。
李洪志对全国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指示和要求大致通过两种途径向下传达，一是以经文和练功资料的形式向下发。二是经过各级辅导站电话或口头传达。利用法轮功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当时的通讯传播手段，一般李洪志有什么新指示，3-4天就可以迅速地传达到全国各地最基层的每一个练功者。
为加强各级辅导站之间横向联系和纵向指挥，李洪志要求法轮功组织内部经常召开集体学法交流会即法会，实际上就是对各级骨干和辅导员进行培训和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扩大组织、巩固控制手段的目的。这种学法交流会在培训之后都会进行逐人谈心得体会的活动，会上所谈的大都是吹嘘修炼心得和歌颂李洪志。为了在同修面前证明自己学法精进，交流会越开越神乎其神，每个人都不断地编造自己如何如何上层次，任何荒诞无稽的现象在交流会上都可以被信以为真，其中也有个别人在会上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情绪。但立即会召来大家的一致声讨，所以这些人最后也只能以深刻检讨和随声附和大家告终。每次学法交流会的情况和一个辅导站一段时期工作开展的情况都要向上级辅导站及时汇报，这种汇报大多是面对面口头汇报，上级辅导站负责人听完报告后还会就各地组织开展情况或褒或贬给予评价和指导。这种形式的学法交流会使法轮功组织对各级辅导站的活动情况和骨干人员的思想动态都了如指掌。李洪志不同时期的经文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因为他能够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及时了解掌握到全国法轮功组织的详细情况。
可以说，我们县辅导站开展的各种活动都是遵照上级辅导站的指示去做的。4.25前后，我们辅导站就多次接到上级辅导站的电话通知，要求我们走出去、到北京去对“大法”进行声援，当时我隐隐感觉到这样做有些对抗政府的意思，所以犹豫不决，没有行动。1999年6月，李洪志又发了一篇《安定》的经文，要求法轮功练习者把修炼法轮功受到严重干扰破坏的情况向各级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反映，真正目的就是让学员们大量非法上访，冲击各级党政机关至中央，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我们县立即聚集骨干人员，集体学习了《安定》经文，大家都表示要向上级反映情况。按照李洪志的指示，我们法轮功辅导站先后组织人员到县委、市委、省委进行了所谓的“反映情况”。此后，上级辅导站又通知我们说这样还不够，要走的更远，为大法做些什么，措辞也越来越严厉，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再犹豫就无法补救了。在他们的反复促催下，我于7月19日仍然是试探性的带了两个我们辅导站的骨干人员去了北京。在北京功友家里看到法轮功人员的情绪都很激动和狂热，自己受到感染。将从北京功友那里得到李洪志最新的七条经文通过长途电话传达回家。要求大家要按照经文要求去做，这七条经文有很强的强迫意思，李洪志在经文里要求每个法轮功人员都要走出来，不然的话就不是大法弟子。结果我导致我们县1999年7月22日前后陆续20多人到北京“反映情况”，严重扰乱了首都的正常秩序。
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法轮功活动转入地下活动。法轮功主要是靠明慧网对境内进行指挥。在明慧网上，从如何使用破网软件上网，到每一时期开展活动的重点，直至如何制作法轮功宣传手册，印制不干胶，法轮功宣传标语，拨打骚扰电话，向党政机关及个人寄发恐吓信等，都有详细说明。我们在境内的组织人员也有明确分工，有专门负责从网上下载法轮功资料的，有负责写稿件的，有负责对外和组织内部联络的，有负责印刷制作宣传品。在这样一套严密组织的指挥下，境外法轮功组织一有什么旨意，我们就立即会有所行动，并把行动及时地反馈给境外法轮功组织。
从我们亲身经历可以看出，从李洪志开始传播法轮功的那天起，法轮功的一切集体练功、护法活动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决不是法轮功习练者自发自愿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