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为“祛病健身”我开始习练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由于当时也没考虑那是自己锻炼的结果，就觉得法轮功健身功效不错。并且由于中学副校长的身份，很快我就被任命为天桥区法轮功辅导站的辅导员。为此，与济南法轮功总站就经常有些来往。
记得1998年4月1日，《齐鲁晚报》刊登了《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的文章，该文报道有一些法轮功习练者，因拒绝打针、吃药而贻误病情，甚至导致死亡，病人家属忧心如焚。之后，《齐鲁晚报》又发表过两篇文章，一是4月7日刊登的《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学》，二是4月8日刊登的《先控制了你的思想，再让你乖乖掏钱——“法轮功大师”敛财有道》。特别是《“法轮功大师”敛财有道》文章的最后，提供一名法轮功弟子的控诉：“李洪志‘大师’真是歹毒，骗了别人的钱，还要人顶礼膜拜他，这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啊！”
这些文章，引起了法轮功“济南辅导总站”骨干人员及部分练习者的不满。为反驳《齐鲁晚报》的文章，“济南辅导总站”指令我们写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说是要送到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我就组织我们区的法轮功人员编写了《我们的修炼心得体会》的小册子。
5月7日，我参加了“济南辅导总站”召开的各区分站长会议，会上张寿强传达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对《我们的修炼心得体会》小册子的看法，认为太软弱，不够力；并商讨如何进一步加大“讨说法”力度，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形成了“从现在起对任何人、任何单位反对法轮功的言行进行公开对抗”的共识。当时，我工作不是很忙，家里事情又不是很多，对前往《齐鲁晚报》“讨说法”的事很积极。为此，在那期间，我组织练功点学员专门对《齐鲁晚报》的做法进行声讨，还先后4次到《齐鲁晚报》“讨说法”。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组织，去《齐鲁晚报》“讨说法”的人不是很集中，多的时候七八十人，少的时候一二十人。
5月31日早8时，我参加了张寿强在济南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幼儿园召开的“济南辅导总站”及各区分站负责人会议（这里是法轮功分子聚会的场所）。会上，张寿强介绍了５月29号凌晨“法轮大法研究会”王治文的电话指令——5月30日把济南附近的法轮功学员都聚集到省委和报社去。由于李洪志在书中明确讲了，“研究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各种方式经他同意的。当时，我感觉到研究会的决定就是师父的指示。于是，我与会议的其他人形成了围攻《齐鲁晚报》报社的决定和具体活动方案，而且确定要尽力组织学员参加，去的人要多一些，目的就是要让《齐鲁晚报》赔礼道歉，不能让任何人与组织说法轮功的不字。现在想想，我们修炼法轮功追求“真善忍”，怎么就不容许别人揭法轮功的短，甚至是公正的评价，这哪里是什么“忍”，简直就是无理霸道。
5月31日下午，我就召开了我们练功点学员会议，动员学员参加，交待他们要说是自己看了报纸后“自觉、自愿”去“讨说法”的。6月1日早6点半，我就早早地到了《齐鲁晚报》社，随后陆陆续续来了好多大法学员，到8点钟的时候，大约有1000余名学员“自发、自愿”地汇聚在《齐鲁晚报》报社大门东、西两侧“静坐”，要求“赔礼、道歉”。说是“自发、自愿”，实际上是法轮功练习者谁要是不去，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正法”意识。这次围攻中，历下区法轮功辅导员程惠萍带领10余名代表在《齐鲁晚报》广告部办公室内与报社领导谈判，在得到报社领导6月2日在《齐鲁晚报》刊登道歉文章的答复后，法轮功习练者于10时陆续离去，前后持续两个多小时。
6月2日，《齐鲁晚报》刊登了“敬告读者”短文，表示“关于气功问题，我们本报应该坚持不报道、不争论的原则，由于把关不严，本报刊登了这类报道。特向读者道歉。”对此，当时的济南法轮功骨干分子很不满意，我也觉得话太笼统，基本没有向大法道歉的成分。6月2日下午，我接到指令，6月3日要继续到《齐鲁晚报》去，进行更大规模的“静坐”，继续对《齐鲁晚报》施压。
6月3日早，我早早到了《齐鲁晚报》报社，当时有好多法轮功练习者在报社门口东、西两侧静坐。还是由程惠萍带领各个代表到《齐鲁晚报》五楼会议室与报社领导谈判，谈判长达8个小时。等到谈判代表出来，向我们聚集的人摆了摆手，聚集的人群就慢慢散了。期间，在报社外“静坐”的弟子人员太多，还引来了围观群众，造成了交通拥挤，影响了交通秩序，而号称“做好人”的我们这些法轮功习练者，哪里还为别人考虑，哪里还会想到我们的这些聚集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不便？
使人更为不解的是，事后李洪志在其经文中，还对我们那次参与围攻的人大为赞扬，而对没有参与的人横加指责，说什么“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了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关键时我呀叫你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现在看来这不是唆使我们“不忍”吗？而当时痴迷其中的我们，都看不透李洪志的对抗社会的用心。
其实，在我痴迷法轮功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的事，而我经历的这次《齐鲁晚报》事件，是最为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