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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街上蓦然看到一个疯汉，蓬头跣足，满口胡言，神采飞扬，且歌且行。路人纷纷走避，善为远之。只有几个胆大而好事的顽童尾随其后，扔石子，吐唾沫，以为莫大之赏心乐事。
今天的李洪志，无疑也是这样一个疯子。但想不到国中竟有如此众多的人追他随他，迷他信他。公平地说，这就不能只骂疯子的不是了。而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我们的国民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的一些勇者和智者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虽然主流媒体尚未开禁，论战还只限于网上，但已将李洪志的各种疯话批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李教主的高参高徒从各地赶来勤王保驾，但眼看牛皮越补越漏，屁股越擦越脏，实在令人痛快和解气。但想起来又不禁感到滑稽和好笑。就凭李洪志那些信口胡诌，居然也值得我们当成个学术上的对手而引经据典，大动干戈，实在抬举了他。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别人国家都在干什么？我们的民族还在被一个疯子缠住不能脱身，为万有引力，进化论这些中学课本上的问题争得飞砂走石，实在叫人不胜汗颜之至。古有明训，不与愚人争是非。然而却有这么多善良无辜同胞愿打愿挨地跟着跑。你对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反而一口认定你才是“业力”深重，罪恶滔天。这真是不该发生在当代的民族的悲哀！如果把法轮功的崛起看作一个大规模社会实验，实验报告是令人心寒的。它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我们国民整体素质何等堪忧，现代化目标又多么任重道远。
从组织上摧毁法轮功虽仍然棘手，但应该是有把握的。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肿瘤切除后不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发，在于如何铲除迷信和伪科学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否则，法轮功这一课的学费就白交了。
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多年来没有真正有效抓好对全民族的科普工作。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进书店，处处感受到浮靡奢华，男欢女爱，搜奇剔异的浪潮扑面而来。科学却没有摊到起码的份额和比例。民族的大智大慧者没有几人愿把科普作为主业和正业。数量有限的科普又缺乏对公众的深入研究。（就这一点，李洪志的传功报告倒十分注重通俗通愚。）是我们自己撤出了阵地。还常见到国家正规传媒和出版物上伪科学大行其道。我们的总编们对政治性的问题往往“夜能察秋毫”，对伪科学却“昼不见泰山”。政治上出了细小差错也会严肃对待，科学上出了天大错误也无人追究。没有耕耘，何来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赛先生在中国的群众基础本来就薄弱，这样大的市场都被伪科学占领了，最后一定会发展成政治问题。萨根说过：“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我们真要痛下决心，从战略高度彻底扭转“口号科普”的状况了。
这次眼睁睁看到相当数量顶着各种学位头衔的知识分子，也心悦诚服跟着那个不及格的小学毕业生跑。又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这些年教育的成绩。其实我们培养的不少大学生，乃至硕士博士，只是学校里应试的能手和解题的熟练工。能背出许多公式却不掌握起码的科学思想方法。对历史，社会，人生更茫然无知。有些只在知识的一个碎片上单科独进，耳目闭塞，心智偏狭，也许有某种知识的“深度”，却没有知识的“厚度”；也许有个“金字塔尖”，却没有“底座”。甚至连整体现代科学的边框四至都不甚了了。这次居然都纷纷出来献丑。草莽之人李洪志本不值一哂，那些枉读十年寒窗的硕士博士却实在太可惜，可悲又可怜了。
还有一条最要紧的教训，那便是这些年，我们放弃了对伪科学的批判。“三不”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提出来，也许有其道理。（或者是对当时高层迷信人士的让步与妥协？）但永远将“三不”悬为厉禁，让科学全部缴械，在伪科学进攻面前动弹不得，这下中国的骗子们有福了！法轮功可不管什么“三不”不“三不”，他们几年间就通过合法与非法渠道，抛出漫天塞地的书籍和音像带；他们在各地最体面的大雅之堂传经布道，招徒操练；他们眼尖鼻锐，哪里有一点不同声音，便立即呼朋引类，蜂拥而上，并居然屡屡得手，一闹就灵。他们凶焰日高，骄气日盛，已成为以反科学为教义，以栖身海外的黑老大为坛主的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看到这些年科学节节败退，我们不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功。（行文至此，又在网上看到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一个声音极其微弱的可怜的小科学刊物，又被他们不依不饶，团团围住，逼政府就范，结局尚未可知。真让人伤心落泪。）不知今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行骗不危险，揭露骗局很危险，这种状况要延续到何时？我们多年来首鼠两端，饮鸩止渴，只换来了邪教日益坐大，几近难以收拾。当初一滩稀软水泥，一锹便能象狗屎般铲掉，现在却要动用钢钎和榔头了。
我们值得反思的问题还多。该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重塑人的信仰，不再留下精神世界的真空？如何在过去严密的组织形态改变后，消除下岗者和老年人的孤独感和遗弃感，满足他们对归属感和群体感的渴望？如何开展真正科学有效的全民健身活动，完善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适应人们在温饱之后对健康长寿的更高追求？
真要让法轮功和类似的精神瘟疫永不复见于中国，我们必需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多的力气，来完成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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