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我选择了清华

　　我是一九四七年冬季从湖南长沙的明德高中毕业，一九四八年暑期在上海报考，考进清华大学的。
   

　　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清华和浙大报的是化学系，交大报的是电机系，都是报的公费奖学金。别人同我说，这三所都是名牌大学，难考，你就那么有把握？再考个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吧。我听从了这个意见，又报了同济大学。我以为同济大学是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其实，同济大学也是难考的名牌大学，只不过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同济的名声而已。
   

　　结果，同济考卷中的一道大题，我一时懵了头，考砸了，没有录取。清华、浙大、交大，倒都录取了。 
　　三所学校，选择那一所呢？ 
　　没有犹豫，我选了清华。
   

　　这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北平的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为我有两位很亲密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到了北平，在过去的一年中不断给我写信讲故都的学生运动。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北大的刘观恩，一位是清华的李敉功。
   

　　我在上海考完大学，就去了香港。我父亲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时已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撤退到香港。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我在香港能够读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那时，正是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伟大转折的时期。七月三十日新华社发表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这篇著名的社论。东北全境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获得解放。长春、沈阳几个大城市已经在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关内的形势会不会同样地发展，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会不会同样地变成被围困的孤城？我还要不要到即将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的北平去？我的父亲在等待安排，也许要准备进入解放区，我要不要同他一起等待？但是，一来父亲何时去解放区，组织上还没有决定，能不能带子女一起去，更没有确定，二来对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那时都还缺乏足够的估计，总以为全国解放还要好几年（那篇社论不是说了：还要准备用三、四年时间作艰苦的斗争吗？），我不能在香港或广州累月成年地等待。我还是决定去北平上学。
   

　　但是，在香港有很好的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我不能放过。我向清华写信，请求晚一点报到。在香港住了近两个月，才乘坐一条轮船，转道韩国仁川到达天津，再换火车到北平。已经是十月初了，早过了新生集中入学的时间，学校没有人来接站。
   

　　下了火车，我就问：取行李在什么地方？人家答道：“往北。”这使我不知所措。因为在南方问路，别人会说：往前，往后，往右拐，往左拐。初到北平，不辨方向，怎么识得东、南、西、北？
   

　　取了行李，又不知道如何去清华。人家解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好叫一辆三轮车，请他送我去清华。这位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东华门，送上在那里等待发车的清华校车。那是一辆木炭汽车，噗噗嘶嘶，出了西直门，穿过郊区的小镇、田野和一片一片冷清的墓地，一直开到清华园二校门。
   

　　我就这样到了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