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科技思想》一书将要出版，编纂者索序于我，关于这个话题，我也有一些话想说，就答应了。
对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我曾经两次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
（一）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五年。
这一年是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大力实行全面整顿，而载入史册的。七月，胡耀邦复出，被任命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这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三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合并而成。胡去科学院以后，调查研究了一段时间，八月十一日、十五日写出准备向国务院汇报提纲的第一稿、第二稿，八月十七日写成和上报了第三稿，叫做《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其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并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六个方面展开论述了这个问题。在“弄通毛主席科技路线”的大题目下，尖锐地分析了当时科技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偏向，做开了科技工作整顿的文章。
八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胡这时也已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邓说：《汇报提纲》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并要乔木转告耀邦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
这样，乔木、耀邦就请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李昌、王光伟等）和政治研究室的领导同志（于光远等），还有科学院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有吴明瑜、明廷华）和政治研究室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孙小礼）以及教育部的甘子玉和我，到政治研究室来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我就是这个时候参加这件工作而后被调过来的。
乔木主张，把六个问题集中为三个部分：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以及为此而必须进行的整顿问题。并主张在第二部分仔细选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论述毛泽东的路线，这样就站得住，攻不倒。然后依据这些论述，来批评离开这条路线的各种各样的偏差，这样也就站得住，攻不倒了。攻，当然是指“四人帮”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们对这个文件可能的攻击。
集中毛泽东有关论述的事，主要由我帮助乔木来做。原来汇报提纲稿中已经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不少论述，科学院的同志还为准备汇报提纲而打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科学工作》（十六条），我们又查阅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或革委会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一九七二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秘书处编印的《毛主席有关论述》，“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学编印的《毛泽东论自然科学》，等等。从中加以挑选，汇集起来，归纳为十条，构成修改后的汇报提纲（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的主体。文如下：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全党各部门，包括科学院的党组织，都必须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的。同时，毛主席对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科技路线。主要是：
一、阐明了科技工作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要作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二、规定了我国科学技术‘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三、‘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四、发展科技工作，必须实行‘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实行领导干部、工农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鼓舞全国的工人、农民、新老干部、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五、‘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坚持‘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实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科学技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科学技术，我们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当然，迷信外国，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也是不对的。’
八、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九、‘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以上黑体字，大都是毛泽东已经公开发表或在党内文件中已经正式发表过的话，但也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三条党内也没有发过文件，而是传抄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听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所说的话。因为是直接就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而谈的，非常重要，乔木主张先印上去，等毛主席批准。同时再查还有没有更原始更确实的根据。还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志去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论述。
九月三日，乔木把还在修改中的过程稿面交召集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的邓小平，请他先看看集中编排毛泽东论述的修改设想是否合适。邓小平首肯了这样的设想，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不久，修改工作完成，由两胡报送国务院，是为乔木主持的修改稿第一稿。同时附了一个《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而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提法后面，除说明其出处是毛泽东听聂总汇报时的谈话以外，还加了一个注：“关于这一论点，马克思在说到近代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时，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九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国务院将要讨论这个汇报提纲的前一天，邓小平告诉乔木，有同志对于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提法有疑问。原来，汇报提纲在归纳出十条之后，要求对这十条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防止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接着讲了五个“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共批评了十个方面的偏向，其中就有：“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科研人员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这句话当然也有毛泽东的论述做根据，只是没有引用在十条之中。邓要胡第二天印出所依据的论述，这件事是交给孙小礼连夜赶做的，编出了一本《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引用毛泽东论述五条，恩格斯列宁论述十二条。乔木强调要找的马克思严厉批评用哲学代替经济学的话，一时没有查到，只好暂付阙如。这个附件的题目和所引论述的编排，还是乔木亲自推敲确定的。乔木主张用概括和引导的提法，不大赞成当时习惯用的指导的提法。
这个材料送上去，连同《出处》，《汇报提纲》的附件就有了两个。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汇报，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听汇报时，邓小平讲了许多话。别的同志也有讲话和插话。当邓小平讲到“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时，乔木插了一句：“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邓小平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已经整理补充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了。
九月二十八日，稍加修改后的汇报提纲报送毛主席，是为乔木主持的修改稿第二稿。
到这时，汇报提纲在国务院既已通过，就等毛主席批准了。
作者题注：
本文已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今年第一期发表。文章发表后，我从别处借来一些材料，发现其中的叙述尚有若干疏失之处，作了订正。对我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过程的叙述，这次的改稿，在我所写的相关文章中是最为详细和准确的。文中所引毛泽东论述的十条归纳，用的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听汇报时所用的那一稿的文本。（龚育之）
怎样评价提纲中对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的这十条归纳呢？
黑压压一大片黑体字，从行文来说，并不优美。历来讲究文字的胡乔木，作这样的选择，恐怕实非得已。从站得住，攻不倒的要求来说，当时以为，这样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更为受制的是，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只能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在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条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去做当时认为有可能做的纠正偏向的工作。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对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的挑选，不能不多少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但是，这些毛泽东论述又是在邓小平主持整顿的背景下编选出来的，是准备用作整顿科技工作乃至教育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文件而形成的，所以，这样的编选是在特殊时期力求尽可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原貌而作的一次努力。
然而，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看了汇报提纲，向邓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说到马克思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毛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十月十四日，邓把毛的印象告诉了胡乔木，并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
这可是一件大事！
正好这时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一些论述》送来了，乔木立刻把它送给了邓小平，并请他转送毛泽东。
但是，这个材料只交代了马克思说过，问题的关键是：这句话怎么会被当作毛泽东论述的呢？
科技界一直把这句话当作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听取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说的话。《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里就收有这句话，并注明了说这句话的时间和场合。一九七二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在历述毛泽东的论述以后，也用了这句话，只是没有用黑体字。科学院为准备汇报提纲而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科学工作》中有这句话。《汇报提纲》的前三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里也引了这句话，并且用了黑体字。《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国务院的稿子上，这句话编进了十条归纳中，当然也用了黑体字。上报毛主席，等待毛主席批准的稿子上，也是一样，用了黑体字。
用黑体字排的毛泽东论述，毛泽东说不记得讲过，怎么办？一九六三年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还有几个参加者（韩光、于光远、范长江）保存有听毛泽东谈话的个人记录，还有稍后韩光的传达稿。把这些记录和传达稿找来一看，“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些话都有，偏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在这几份记录中都失记。《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有这句话，不可能是编造的，但是，是根据谁的记录或谁的传达？没有法子查清了。
十月二十四日，邓又约胡乔木谈话。说：毛主席退回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邓要胡再把提纲修改一次。
在查明了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听聂荣臻汇报时谈话的几份记录的情况以后，胡乔木决定，还是删去原始记录中没有、只在《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等非正式出版物中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另外还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再一次把《汇报提纲》送给邓小平，希望再报毛泽东。是为乔木主持的修改稿第三稿。同时附上第二部分所引毛泽东论述的出处，跟上一份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就是不再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当然也不再注明这句话的出处，不再引马克思来作旁证，但是还包括“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论述，并都注明是一九六三年听取聂荣臻汇报时的谈话。另外还附上一个材料，叫《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分为两个部分：（一）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哲学为向导；（二）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它是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听汇报时所送的那个《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增订重编本，引用了毛的论述五条，马、恩、列的论述二十二条，乔木当时想引用而一时没有查到的马克思批评用哲学代替经济学的语录也补充了进来。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问题上乔木作了一定的妥协，在标题上用了“指导”，而在小标题上仍然用“向导”。
这时，政治气氛正在朝着不利于整顿的方向变化。批邓已经开始。后来知道，这最后一次稿，邓小平没有再送毛泽东。
而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在寄希望于得到毛主席批准。我去问乔木，乔木说：你还看不出来吗？毛主席不会批准这个文件了。
在批邓运动中，这个汇报提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四人帮”发动了对它的激烈的大批判，除了“右倾翻案风”这个总帽子以外，特别加了两条大罪名：一曰造谣，说汇报提纲造毛主席的谣言，编造了一条毛泽东语录；二曰篡改，说汇报提纲引用的译文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讲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原文里没有“首先”两个字。
这些当然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毛泽东语录一事，实际情况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样。马克思的论述，是沿用人民出版社早已出版的刘潇然译本上的译文，而原文中马克思讲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确首先是讲科学的力量，然后讲其他因素，译文中为表达清楚起见，加了“首先”两个字。如此而已！
“四人帮”的荒唐批判，只在报刊上热闹了几个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小平复出。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讲话，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鲜明地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说过。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十年之后，邓又进一步强调地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说法可能还不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一段历史公案，说给现在研究毛泽东科技思想的读者听听，可能还是有益的吧。（龚育之）
（二）我第二次对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进行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在五年之后。
一九八○年我写过一篇《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政策的历史发展（建国以前部分）》，一九八一年我又写了《中国共产党为科学而奋斗的历史篇章》，都搜集和介绍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在一九八六年，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这本书中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九九七年此书此文又出了增订版。我这篇文章，分“多向自然科学学习”、“进化论与救亡图存”、“遗传学与百家争鸣”、“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杨振宁、李政道、格拉肖、‘毛粒子’”、“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七个部分。因为写文章时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有接触毛泽东文稿的方便，所以引用了不少毛泽东涉及自然科学的活动和论述，其中不少是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的。
这时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作出以后。思想路线端正了，精神状态解放了。人们尊敬伟人毛泽东，又不再把他当上帝当主宰，学习毛泽东著作，又不再认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取科学态度，而不再诚惶诚恐。《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是这样开头的：“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就这些而言，应该说，还是他值得称道的长处。”在最后一节里，历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和国家建设领导人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重视，而以这样一段文字作结：“毛泽东在解放后强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都是他把注意力比较地着重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时候。如果一直按这样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当会另有一番气象。可惜的是，毛泽东未能贯彻始终地坚持这些正确思想。相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却反而越来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大抓所谓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些重视自然科学的思想就被冲淡了，搁置了。这种情况虽有起伏，总的趋势是越演越烈，直至演变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建设，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发展。这是历史的悲剧。现在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而也就把科学发展摆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只有在这时，毛泽东重视自然科学的那些正确思想，才能恢复它的原貌并获得新的发展。”
如果说，我写这几篇文章，是第二次对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那么，比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精神状态和思想收获就有很大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三）现在，研究毛泽东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条件比以前又有不同了。
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这些论述了。二是毛泽东著作公开发表得更多了，因而可供研究的材料更多了。
当然，对广大干部、学生和群众来说，学习要精，要管用，不在多。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毛泽东对科学和技术的论述，首先要掌握充分的原始的材料，然后要把分散的材料加以组织和整理，这是基础的工作。
从现在这部《毛泽东科技思想》来看，搜集材料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前进。当然也还有继续前进的余地。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著作集和它们的电子版的出版，为搜集材料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现在的《毛泽东选集》加《毛泽东文集》并不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除了《选集》、《文集》，现在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还出版了许多种类的专集。此外，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著作，并未全部收入《选集》、《文集》和各种专集，还需要从原始出版物中去寻找和搜集。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内部讲话和谈话，更有很大数量没有发表，而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记、回忆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的许多著述中，却引用了不少有关论述并不断有新的公布，研究者应该下功夫去搜集。
在组织和整理材料方面，这本书的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至于根据时代的需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与时俱进，这样的继续前进的余地，更是很宽广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