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一本书、一件事，往往会影响一生的爱好与前途。《白纸黑字》就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一本书。另一本书是父执辈送我的《法布尔科学故事》，很幸运，我最初得到的这两本书都是世界科普名著，《白纸黑字》是前苏联伊林的名著，《法布尔科学故事》是法国法布尔的名著，而这两本书都是董纯才先生翻译的。当时，董纯才先生与陶行知先生一起搞“科学下嫁运动”，也就是科学普及运动：请科学走出象牙之塔。介绍国外优秀科普作品就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自己就是较早的受益者之一，后来与一些搞科学而又热衷于科普工作的同志谈起来，大家都有类似的体验与经历，由此可见陶行知与董纯才两位先生当年发起的这一运动的深远影响。
   

　　我是由科普而走上科学的道路的，也许是因为反哺的思想，总认为应该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再传播出去，所以从大学开始一直把科普当作我应尽的第二职责。1951年，我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同时对天文的爱好并未减退。在清华首先参加了清华天文学习会，在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指导下学习研讨天体物理学及天体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也学习了科普的手段和方法。在1952年4月，我们成立了北京大众天文社，这是一个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天文爱好者团体。我当时出任北京大众天文社的秘书。1951年就开始给《科学大众》写稿、后来成为《中国少年报》作者，又当上了《科学小报》的顾问，就这样开始了科普创作生涯，最后还成为`1956年北京科普先进工作者。
   

　　“文革”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普也在复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老朋友找上门来，要我为他们的《少年百科丛书》写几本书，于是就改编了一本《太阳元素的发现》，创作了一本《打开原子的大门》，还帮助改写了几篇外国科学家传记。这几本书很快就出版了，社会反映还不错。
   

　　1980年初，科普界的前辈高士其同志上书邓小平同志，呼吁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科普的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可能是偶然的机会，方毅同志看过我改编的那本《太阳元素的发现》，一直称赞这本书，此时就建议调我到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工作。我本来就是因科普而走上科学道路的，并且终生热爱科普，而今有了这个机会，权衡之下觉得搞科普可能比在大学每年培养几个专业大学生对社会贡献更大。于是，下决心离开北京大学，专职从事科普工作。就这样1981年由北大化学系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普研究所任副所长，从事专职的科普研究工作，或者说真正的下了科普之海。在“海”才真正认识到科普工作的不易。

　　首先，科普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破除封建迷信是当务之急。但是就是有一种论点说：科普也要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于是初级的技术推广，如养鸡、种蘑菇竟成为科普的主要工作，甚至还说首先是致富，富了自然就不会迷信了，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就放弃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要阵地。另一方面，80年代初中国封建迷信又开始抬头，而且还以一种伪科学的面目出现，即“科学”去解释鬼神，与科普争夺阵地。再就是国外输入的占星术和所谓外星人（即变形的新上帝）给地球带来了文明，打着“科普”的旗号流传甚广；更有甚者是一批江湖骗子，打出了“特异功能”的招牌从地方骗到中央。这就是80年代科普的现实。虽然经过多次的社会调察、揭露和大声疾呼，然而封建迷信势力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势不可当。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这些邪魔外道也从不放过各种攻击的机会，例如，1982年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兀之谜”（主要是揭露大金字塔之谜真象的）立即收到一批骂人的“读者来信”；1990年，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揭露了张香玉的“宇宙语”是胡说八道，又收到一麻袋的漫骂的“读者来信”；1990年8月10日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弘扬科学气功，破除封建迷信”（司马南在这次会上正式出山）新闻发布会后，家中匿名的电话不断，匿名信也来了不少，那些“气功师”们说要集体发功，使我全家“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可现在十年都过去了，我们全家还是过得好好的，而且越来越好。

　　当时，有人劝我：你看王海打假，名利双收，而你反伪，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越反越多，碰上黑社会说不准还把命搭上！还有人不无讽刺地说准备给郭正谊发一个“螳臂挡车奖” 。我说自己既然是专业搞科普，要求真就得反伪，这是一种社会职责。我这叫做“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得其乐”。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一代新人的必要措施。”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决策，又是一股春风。为了落实《意见》，于是我从打“邱氏鼠药案”官司、揭露“水变油”骗局开始、再揭社会上招摇撞骗的“大师”直到与“法轮功”邪教的斗争，越干劲头越足，真是与邪魔外道斗其乐无穷。1999年还主持编写了《世纪末逆流书系》（其中四种被评为“科学家推介的20年来100部科普佳作”），《德先生茶馆》和《走向科学的明天》丛书（其中三种被评为“科学家推介的20年来100部科普佳作”）等通俗科普读物。1999年，在全国科普工作大会上，被评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当前反伪科学的形势虽然大好，但并不感到乐观。从长远来看，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是会越来越少的。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我国的的科普工作打开新的局面。但当前最担优的是，如今还有一大批打着“未解之谜”的图书，假冒科普，泛滥图书市场，毒害读者，特别是青少年。

　　前面谈到名利问题，这就牵涉到为人，当我呱呱落地之时，家人请一位叔祖父起名字。这位进士公就引用了《汉书》中的两句话：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说是就名叫正谊吧！由此就与这两句话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实际上只是到了不惑之年，才逐步体会到正谊明道的真谛。事实证明，要正其谊就不可能谋利，由于一贯直言不讳，遇事偏爱究真，不仅名利无份，反而蹭蹬半生。反思之后，不但不悔，索性以明道为字，继续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究真溯源。还是《汉书》上说的：“言切直则不用而危，不切直则不可明道。”由于不肯人云亦云，偏爱寻根追底，甚至砥流而行，就又得罪了不少人。
   

　　关于科普文风问题，我始终把郑板桥故居的一副楹联作为立论行文的座右铭，那就是：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既要正谊明道，又要领异标新，这就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以科学为立论根据；既要言之有物，又要能针砭时弊。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才能领异标新，但领异标新决不是猎奇志怪、哗众取宠；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才能删繁就简，而删繁就简正是为了切中要害，旗帜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