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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介入反对伪科学是在1994年年初。那时发生了邱氏鼠药一案。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有5位老鼠药专家写了一篇文章，说农民发明家邱满囤发明的鼠药当中有一种剧毒物质，会造成环境污染，会使人的血液中毒，所以应该禁止使用。这篇文章首先是在内部刊物发表，后来有人把它弄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去了。于是邱满囤向北京市人民法院状告这5位科学家诽谤他，损害了他的名誉权。没有想到一审下来，5位科学家败诉!这件很荒唐的事情引起了我们科学界的关注，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关注伪科学问题的。
邱满囤的鼠药表面看起来的确能杀死老鼠．但只能杀死少量的老鼠，因剧毒鼠药引起的少量老鼠的死亡反而会大大增强其余的那些大量老鼠的繁殖能力，现在华北平原老鼠大量繁殖，部分原因就是邱氏鼠药被比较广泛地使用。所以，使用邱氏鼠药有不科学的因素．而这种不科学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在1994年1月全国政协的茶话会上，我针对此事发言，认为法院有权对是否损害名誉权作山判决，但依据的事实应该是科学的事实，而不应该是不科学的事实，一个事实是否科学应该由科学家来鉴定，而不是法院来鉴定。法院并不懂得科技上的细节，由他们鉴定容易发生错误：法院应该引用科技界的成果，然后再据法律作出判决。这个发言发生了一些影响，引起更多的人对邱氏鼠药一案的关注。邱氏鼠药案之后，我先后参加过揭露张宝胜、严新、陈林峰、沈昌，还参与过揭露国际气功联合会，参与过揭露胡万林，一直到最近揭露法轮功，等等。
在1993年的时候，我揭露过“水变油”，不过这件事当时没有得到媒体的支持。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文件，号召加强科学普及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伪科学以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5年我又开始揭露水变油的骗局。
我为什么会卷入这样的活动？因为伪科学祸国殃民。
这几年伪科学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对伪气功的宣传。一些人假借气功的名义来宣传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坑害老百姓，坑害国家。有相当一些人迷信上伪气功，自己上当受骗，还认为这是好事情。我们所里有一位博士生由于练法轮功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治好以后最近又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一天到晚念着“李洪志老师还在经常关注我”（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头头)。像这种情况就是在练气功的时候相信了许多封建迷信的说法，比如“可以练成灵魂山窍”、“可以成仙做祖”，追求一些妄想的东西。伪科学不仅殃民而且祸国。比如说王洪成的水变油坑害乡镇企业达6亿元之多，300多个乡镇企业向他买了“专利”或“方法”，每一个乡镇企业的投资都以百万计，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公众说明事件真相，这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科学家自然是关注自然的规律，追求、探索真理，但是这种追求、探索真理的精神和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种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本来我就对伪科学的宣传是很有意见的，但是有意见并不是非管不可，我更关心的还是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知识。导致我卷入反伪科学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响应中央的号召。199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件，指出这几年来反科学、伪科学的事件频频发生，触目惊心，号召科技界揭露伪科学、揭露反科学，并且号召院士们带头。1995年的科技大会上，中央又重申了科技界要反对反科学和反对伪科学。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再次号召科技界高举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伪科学、反对反科学。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同时我又是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所以在反对伪科学的问题上感到有双重的责任。
我认为如果不从一个更高的立脚点来反对伪科学就不容易收效。伪科学中许许多多虚假的说法，需要由不仅科学水平较高而且哲学水平也较高的科学工作者来参与揭露。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眼见为实”，“实”就是实践，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际上“眼见为实”跟实践完全不能等同，“眼见为实”是经验阶段，准确地讲是主观经验阶段。经验和实践不是一回事情。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人的认识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理论再上升到实践，实践是一种高级阶段的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感性的活动，经验是一种低级阶级感性的认识，两者不能混同，这两者之间关键的区别在于实践经过了理论这个中间环节。有些人的认识不过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经验，他却说这就是实践，甚至要用初级阶段的经验认识打倒科学的理伦。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经验不等于实践》。在这篇文章当中，我除了重申列宁、毛泽东讲的“实践高于理论”之外，又进一步提出了“理论高于经验”的命题。从经验上升到理论，按照毛泽东所论述的，经过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不能说经过这样改造的认识反而比经验还要低嘛!而现在相信伪科学的人，就是强调初级阶段的经验，反而倒过头利用这种错误的认识打倒科学的理论，这是非常荒唐的。像这样一些错误的观点就不仅需要有科学工作者根据科学知识来揭露伪科学，而且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科学的论据澄清伪科学鼓吹者、宣传者认识论中的错误所在。
《中国科学报》最近给我写了篇报道，说我“屡战屡胜”，我说这4个字不敢当，应该讲在与伪科学的交锋中我们还没有胜利，我们最多的是一些小的局部的胜利。举一个例子讲，严新作所谓的“带功报告”，有1万人参加，省委书记给他主持会议。何祚庥作报告参加的人只有1000多，数量要少得多，最多也就是科协主席给我主持会议，规格规模都要小得多。再举一个例子，柯云路写的书十几本之多，有1000万宁以上，一销就是几十万份、上百万份，而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薄薄一本，也就是二三十万字，销数才5000份，可见我们的影响要小得多。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科学还没有战胜伪科学。这种没有战胜不是指理论上，而是指对公众生活的实际影响上。
也由于我们对伪科学的揭露的确触了一些人的要害，一些人开始攻击我们，包括人身攻击和恐吓。在报刊上、在我收到的私人信件中都有。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气功学会，他的宗师发出了一个“宗师令”，号召所有的气功师向4个人发气致这4个人于死地，第一个是于光远，第一个是司马南，第三个是郭正谊，第四个就是我何祚庥。我们4个人都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能发气致我们于死地的话，那当然能证明他们的胜利，可惜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我们这4个人现在都还很健康地活着。但如果他们用正常功能致我门4人于死地的话，这就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招架得了的，这个效果也就说明了伪气功的无能，伪气功是作伪。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伪科学的猖獗。
反对伪科学的征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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