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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写过《可爱的中国》，那是在大限临头，饱受折磨的牢狱中写下的。
少时，读《可爱的中国》，方志敏那饱蘸感情的优美的文字，将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敏感的文人，一个善良、软弱、有着赤子之心的理想主义者的内心世界袒露无遗，高尚而伟大的道德情操，灵性飞动的幽远意境，曾经是那样深刻地打动着我，以至于许多年后的今天，只要说起《可爱的中国》时，我都会在眼前浮现出清癯面庞，一身补丁，从容面对敌人拷打，眸子闪耀着明亮色彩的方志敏先生的形象来，他关于中国为什么可爱的描述，在我心底里就像刻在石板上的记忆，长久地清晰着，经得起长久岁月的打磨。
无数的人写过可爱的中国，风格不同，笔调迥异，但凡写到中国之可爱，必与母亲的形象接近，必让人生出酸楚，生出沧桑，生出眷恋，生出温暖的感觉来。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空间，存放着最神圣的记忆，这里绝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玷污。于匆匆忙碌中，许多人也许会时时记起这一狭小空间，但恰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你不在中国有时候，你就成了全部的中国”，中国的国耻便写在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便疼在你的心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女诗人舒婷歌颂祖国的诗，曾让我们感动不已，至今我的日记中抄有这首诗。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中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
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啊
……
沙哑般吟唱，
沧桑感叙述，
激情式歌颂，
让人流着泪水奋进，
不敢有片刻懈怠，
无数具体的意象构成了舒婷笔下“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让我们心有所属，情有所系，魂有所归。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对科学，我们可不可以，充满感性去理解？包含感情地赞颂？大声喊出来：啊，可爱的科学！
要是回到上世纪30年代，没问题。那时正是“科玄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与几千年传统的积习斗争，清算巫术玄学流弊，高举科学大旗的年轻人激扬文字，对科学的褒奖歌颂，自是不吝啬文字与感情的。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这好像也不成问题，因为“热爱科学”“向科学进军”是哪个时代的主旋律。
梁启超、胡适、鲁迅、高士其，也许可以点出更长一串人的名字，找出若干史实段落来论证，有人激情饱满地呼唤过可爱的科学，但是，在今人心里，我们能像吟诵“可爱的祖国”那样，激情充沛地、由衷地呼喊“可爱的科学”吗?
当我把这个意思说与朋友时，被劈头讥讽一顿：你酸不酸啊！热爱祖国是最深沉的民族心理，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根性文化，科学是什么，不就是外来物、工具嘛，不可类比！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弊利相间……
我依然固执地认为，二者并非不可比，因为在“可爱”这一点上，二者有相同之处。
可爱的中国，是“中国心”，可爱的科学，是“科学观”。中国心+科学观，乃中国人立身、立国之本。借用流行说法，也可称“力量之源”，是全体中国人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倘实现和平崛起之伟大目标，必须使热爱科学成为“深沉的民族心理”，必须把科学文化当做本民族的“根性文化”，而决不能把科学当做外来的别人的。
科学是自己的，科学是我们的，科学是有用的，因之，科学是可爱的。
中国心，是凝聚千千万万民众为自己利益而斗争而建设的前提。中国心就是中国人抱团之心，就是为老百姓根本利益而秩序化而稳定态的向心之心，就是“拆不散、打不烂、炒不爆、锤不扁”，永远不会被敌人所征服的不屈的民族之心。
中国心是宝贵的，是金子不换的，但是，仅有中国心并不能保证中国人过上幸福的日子。
假如义和团的好汉们当年手里拿的不是镖枪长矛大刀，而是与敌人一样的长短枪，李鸿章也许就不必在卖国条款上签字了。
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代表朝廷签了，老迈的李大人深知，国力不行啊，船不坚，炮不利。他只能像裱糊匠一样在这个又旧又破又大的的房子上裱来裱去，晚清的历史啊，能让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中国男人痛苦憋闷得咳出血来。
今天，杨利伟天上绕过圈圈下来了；今天，中国潜艇一艘又一艘下水了；今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直追德、英；今天，中国大宗游客成了不景气欧洲旅游市场的大主顾。今天，没有任何人，连同美国人在内，可以随便渺视中国。那种外国几艘军舰开来，几百远征军下船登陆，就逼朝廷割地赔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的中国，愈发可爱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扬眉吐气长精神了。
这一切，凭什么呢？
除掉中国心以外，一切进步乃科学力量使然。
没有科学的进步，便没有发达的工业农业，便没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今天叫人瞧着舒心的一切。
科学之于我们民族之重要性，等同于金庸先生笔下那把“倚天长剑”，匡扶正义，维护和平，造福百姓莫不赖于此。
既是如此，焉有不可爱之理？
定会有人指责司马氏对科学理解尚停留在晚清时期器物的层面上，就为了堵这帮人之荤口，我用了“科学观”的概念。
所谓科学观，即是将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甚而将科技转化----科学必定在某一层面上导致决策的民主化----进而引起文化形态、政府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的变迁，等等一并含在内，也许这就是我理解的科教兴国的大部内容。
确有人仅从器物层面上理解科学，他们把科学仅仅理解为“有用”，且是“小用”而非“大用”，故而矫情地摆出一副自己“很不受用”的样子，对科学戳戳点点。
其实，哪里是不受用呢?科学所带来的一切享受，他们一样也不肯拉下，驾汽车，打手机，玩电脑，追赶时髦比谁都积极，反过来却故作高深亵读科学，用晦涩的食洋不化的语言，在民间舆论中闪烁其词妖魔化科学。
笔者试着尽力去理解这帮人的深刻与先知，无奈，怎么也做不到。
因为有他们的存在，科学愈发可爱。
我甚想写一篇大讲科学如何可爱的文字，碍于自己学识浅薄，写不出方志敏，也写不出舒婷那样直指人心的优美文字来。
科学是可爱的，但凡涉及到爱，必投以真挚情感，深深眷恋，处处留意，惟恐所爱之对象遭人亵渎。大爱者，更如是焉。倘有人造次，必拔剑而起，为所爱而舞剑向敌，此大恨勃发也。
在羞辱科学，指责科学成为病态时髦的今天，在“科学是双刃剑”一类只有结论而无证据的嗡嗡废话喋喋不休的今天，让更多的人深解科学之可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不是信仰对象，没有必要像唱诗班唱赞美诗一般制造类宗教情感，科学也从不要求从不需要那样。
科学朴实，朴实得让人一眼能看到底，任何事情都教人道理明白；
科学平凡，平凡得任何科学结论都可以证伪；
科学不完美，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科学昨天出过错，明天还会出错；
科学有限，自然就不是什么都能，面对现实，科学常常束手无策；
科学谨慎，谨慎得让人着急，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试试探探，试试错错，直到对了为止；
科学不讲权威，爷爷也罢，孙子也罢，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讨论，凡事都靠证据说话。
……
这正是科学可爱的地方啊!
正因为如此，科学才在实践中发明了一种被称之为“纠错机制”的东西，保证了她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预测的精确性，实践中的有用性，正因为如此，科学才把原属于神学玄学的地盘大部分拿了下来，且“范缓倪迂大张拓”也。
有人以“今天的科学越来越傲慢自大，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为借口，敲打科学，这基本上是栽赃语言，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傲慢自大的是他自己，绝非科学。
也有真诚者大声疾呼：“科学是好的，科学主义是不好的，要防止出科学主义啊！”这类庸人自扰式呼喊，很有点滑稽。他们非要喊，让他们喊好了。也许有一天，他们说的话有用，那就到时再拿来用。
科学不排斥任何一种奇思妙想，但让人接受则必须给出证据。
本人对今天中国要大反科学主义的醒世名言不敢苟同。什么话嘛！
也许人世间有一个药方子是“”反对科学主义，但在中国，这方子不对症。当大夫的，不能自己手里有什么方子便给病人开什么方子，也不能什么方子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多，便愣给病人开，更不能因为中国现在还没人敢开这个方子，于是您便单开这个方子以立异标新。
试想，红军前敌总指挥毛润之、周恩来、王稼祥办公室突然闯入一位滔滔不绝的博士，大讲这只军队必须警惕吃多脂肪之后所可能导致的脂肪肝和转氨酶升高问题，否则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博士建议，红军要食用不饱和脂肪酸，即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毛、周、王会怎么处理呢?
当时红军被称作“干人的军队”，每天伙食费只有三分钱，战士瘦得不行，更要命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国革命前途未卜，后来的林副统帅那时就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大讲“在中国今天必须反科学主义”的人，就与这位博士宣讲红军将士要防脂肪肝一样迂腐。这位博士忘记了，真理都是具体的，忘记了，没有抽象的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
迂腐也罢，自我标榜也罢，别有用心也罢，自信心过盛用自家价值、自家标准裁剪修理科学也罢，都无碍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和繁荣。
诗人郭沫若先生在第一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做了热情得让人心动的报告，确如先生所言，自那一天起，科学在中国即进入了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春天。
科学是可爱的。
科学的花朵是美丽的。
科学中国即是春天般可爱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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