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先生是我国音乐界的著名人物，可惜已去世十三年了。

　　我是抗日战争后期在大后方上学期间才得知马思聪其名并油印过他的几首歌。大约是1950年前后，有一天步行去邻校燕京大学的礼堂，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夫妇的演奏。稍后从报端看到有关他家兄弟姐妹为母亲祝寿的合奏的报导，到“文革”中听到相反的消息，说他“叛国投敌”的是官方调子，还有人说他是得到公安系统内部他的崇拜者为他办了出境手续才得以走脱的，因为那时正闭关锁国，平常人出境尚且不易，何况他又是被打倒挨批斗的对象。具体如何并不知晓，最近借到他女儿咪咪著的《马思聪蒙难记》才知其详细经过。

　　我一直相信他是十分爱国的，其所以出走实出无奈，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果，责不在他和他家人身上。想当年孔子批评曾参之死挨父揍之不当，教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就更不会不同情他们一家了。孔夫子的这种态度，传到孟子身上则发展为“君视臣如路人，臣视君如仇寇”，而不是后世所谓“吃人礼教”的“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反儒学。

　　“文革”期间，由于我僻处山区，只见到过不多几个红卫兵来串联，未引起多大反响，而从其它渠道得到的关于红卫兵的消息则只能令人忧心如焚。那种集体疯狂冲动、无理性、无人能管教，不管你出自什么动机，也不会有好结果。何况青少年的弱点之一正在于缺乏头脑、缺乏知识，容易受人蛊惑。

　　我所掌握的另一条规律则是：无论哪个个人或社会集团，只要被突出，它就可能走向反面。这也许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关于“文革”、关于红卫兵运动已有过一些书，但说不上全面和深刻，至少较之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著作无论数量或质量上均不能相比。只有经过全面研究、作出足够深刻的结论并使国人都有足够认识，才会不重蹈复辙。日本对军国主义及侵略行为不肯痛快地认罪，并予以彻底批判和否定，才会发生诸如大阪会议及对东史郎先生的错误判决；如果东史郎案及有关问题通过国际法庭来审理，情况将会有质的不同。

　　二三月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映出德国片《我爱你活着》和法国片《王中王》，都有利于我们对痴迷、偏执、个人崇拜的认识。发生于德法两国的现象早了三十年，前一片中，青年们志愿当冲锋队员，心甘情愿地为虎作伥，而若干老年人及成年人就具有一定批判抵制能力，虽然不能力挽狂澜，好心的父亲被儿子暴露而被杀。后一片中，盖世太保否定一切前人经典著作，仅仅对《我的奋斗》当成宝书、不敢乱丢的一场，也使人从中悟到什么。诚然中德之间有许多不同。

　　青年是宝贵的，但如果不具有合理思维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则更可能成为破坏的力量，即使上帝会因其年轻无知而原谅他们，历史却不应客气，否则只会使青年错上加错，反而害了他们，或走向另一极端。青年自身需要以史为鉴，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为甘言所惑，以免当别人的工具，终至酿成民族悲剧，成为负罪的一代，虽然自身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