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伪科学七十年

我1915 年生于上海，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我幼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科学精神的教育，从来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命运，甚至说吉利话也不愿意。15 岁时读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J·S THOM ON 所著《科学大纲》一书。这书前面几个部分介绍数理化、天地生，感到很好，可是看到最后一章竟是“ 灵学”。其中所根据的事实，我作为一个上海的土著，如扶乩请神之类都亲眼见过。我既惊讶又气愤，一个大科学家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从此认识到伪科学的存在。后来隔了十几年，在1949 年夏天，我很偶然地得知外国又存在“超感知觉”（ESP）与“心灵致动”（PK）这样的欺骗活动。它和19世纪的“心灵研究”一脉相承（后来知道J·J·THOM SON 就是伦敦心灵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于是我就对伪科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 年，我在上海参加了艾思奇、章汉夫等发起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外围组织。从这时起我开始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1939年到延安后，我着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翻译，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了这个译本。80年代，在我主持下，又对恩格斯这本书进行了重编、注解和校译。这本书中直接与反伪科学有关的文章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科学处处长及中央科学小组成员期间，运用我的科学知识和学得的哲学观点，对当时在我国发生的“钉螺姑娘”等所谓特异功能和伪科学事件进行了揭露。

在“四人帮”粉碎之后，在江苏徐州又出了一个名叫董小四的男孩子，他声称自己能够隔墙看东西，也能够看地下的工事。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有些负责人也相信。传到北京，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李昌派了心理研究所的人去检查。心理研究所的人有一套反欺骗的办法，结果把董小四那一套完全揭露出来。

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了唐雨“耳朵识字”。这个骗局先是被揭穿，后来又翻了案。全国各地出了许多有特异功能的小孩子，到处表演，到处欺骗。有一些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和有些学者以及传媒热衷这种伪科学的宣传。但是，耳朵认字吵得很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中财委体制改革五个专家小组中的一个负责人，工作十分紧张，因此，我不敢去进行反对这个伪科学的活动。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做则已，做起来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了，才在1980年开始参加这项战斗。我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我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调查组对声称有“特异功能”者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科学测试，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其欺骗性。调查组召开了许多会议，发行了多期内部通讯和报纸，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资料。

从1980年7月起到1982年，我就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问题作过多次演讲，写过许多文章，并给党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过不少信。1984年结集成《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1982 年中央宣传部有一个“休战”的决定，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写文章。我这方面是休战了，但是，他们并不休战，利用这个时间还在大肆活动，因此，在1983年我又投入战斗。

1997 年在列席党的十五大会议期间，我针对湖北鄂州市张志祥为教主的邪教“元极功”，一方面把掌握的资料交给了代表大会的秘书处，同时在分组会上作了一篇题为《绝不允许纵容、支持反动的邪教活动》的发言。这个发言的主题就是呼吁党中央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伪科学活动，并批评了那种“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宣传政策。

1998 年，沈昌在江苏把普通的茶叶说成是发了功的信息茶，高价出卖。苏州的同志和北京的《工人日报》反对他，他就到北京东城区法院控诉《工人日报》。在法院要开庭的那天，沈昌动员他的信徒包围法院。这是伪科学组织上街示威的第一次。后来我到苏州，同苏州的同志们谈话，写文章支持他们。

1999 年随着“法轮功”的势力膨胀，它的活动更加猖獗。在1999 年初起竟然围攻《齐鲁晚报》、《西安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北京电视台。1999年4月20日我在两科联盟纪念“五四”的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我说，从1979年唐雨事件到那时的整个过程有七个阶段，最后第七个阶段就是上街显示力量的阶段。我说“法轮功”和其他的邪恶组织可能还会进一步闹事，显示力量。真是不幸而言中。几天以后就发生了“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