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采访从聊天开始，于光远老人年事虽高，但话语幽默，思路清晰；分析独到，鞭辟入里。

　　“法轮功”组织“秩序井然”地“显示力量”，尤其值得警惕

　　4月20日，我说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

　　于老说，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人们，曾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会议。会议由龚育之和科技日报社社长焦洪波主持，科协主席周光召、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何祚庥、赵忠贤、赵柏林，还有 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以及一批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如 何发扬五四精神，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击“法轮功”等乌七八糟的伪科学、 伪气功。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我在会上有个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我的发言不长 ，一是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科学与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历史，做了个简单归纳 。二是我断言：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我所列举的的事例，就是“法轮功”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练功者围攻北京电视台。

　　没想到，五天之后，“法轮功”就组织一万余人包围了中南海！

　　于是有人说：“哎呀于老，你真了不起。真还让你猜着了！”我要声明：我没有特异功能，没有预测功能，我只是根据“法轮功”的“一贯表现”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断。我赞成何祚庥等人的一个观点：听任各种邪教组织发展壮大，那么将来推翻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很可能就是那些邪教组织！　
　
　　从现在新闻传媒揭发出来的材料看，4月25日那次“显示力量”，李洪志不仅直接指挥了，而且围攻者也确实做到了“秩序井然”。表面看，他们没有占据马路，没有打出横幅，更没有大声喧哗呐喊，但可怕之处正在于他们的这种“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谨，步调一致，进退有据。“法轮功”组织曾在北京、西安等地，与新闻传媒和地方政府进行过一次次较量，并且似乎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天津的同志是好样的，19999年4月，他们让 “ 法轮功”“铩羽而归”，于是，李洪志选择了中南海，直接“显示力量”！

　　4月25日那一天，他们居然派出代表，逼迫国务院负责同志出来“谈判” ，令人感叹的是：这些谈判代表，有的就是我们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后方的组织策划者居然早有预谋：为了避免我方“盯梢”，组织者一律不公开露面！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轮功”代表提了三条要求：释放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闹事者；《青少年科技博览》和何祚庥公开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攻击”“法轮功”；宣布“法轮功”合法。不过，4月25日，他们还有一个“第四条”没有提出，直到5月份，“法轮功”信徒在北京香山为李洪志祝寿时，这个 “第四条”才提了出来：““法轮功” 大师要进全国政协！”你看，这不是他们 试图直接参与政治的证据么？

　　我听说，有人在美国问李洪志，倘若练习了“法轮功”，能否再参与别的气 功教派的活动？李洪志答：“不可以。”又问：参加共产党是否可以？李洪志答 ：“当然可以！”前些日子，我到外地走了走，听到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说：他们那里练习“法轮功”的，有不少都是共产党员。而“法轮功”组织在挑选负责人的时候，又特别注意从我们的党员队伍里“挑选人才”、“选拔干部”。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

　　科学与伪科学：二十年斗争，七个阶段

　　中国科协有位书记偏偏相信特异功能，还跑到“思想领导小组”来告人民日报的“状”。于是事情一直告到耀邦那里，耀邦同志指出：这不是科研方向。

　　从1979年四川有人发现“唐雨耳朵听字（认字）”到严新“远距离发功”　；从沈昌的“信息茶”到“预测卫星发射会不会失败”的陈林峰；从“被立王”再到现在李洪志，二十年来，科学与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一直尖锐复杂 。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大致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雨耳朵认字。唐雨是个只有十岁多的小孩，这孩子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抽烟，一天走在大路上，他对人说：“叔叔，我耳朵能够认字，如果我认得出来，你给我一包烟。”1979年，当地省报对此事做了肯定的报道，结果使得唐雨一夜之间名传遐迩。四川医学院派人下乡调查，很快查清了唐雨是骗人的。报纸写了检查。

　　“耳朵认字”的魔术发源于何时何地，无从查考，但至少在鲁迅小时候，这种魔术就开始盛行过一阵子。鲁迅在《花边文学》中的《朋友》里有如下一段议论：“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变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上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传，学的来的，倒从此索然无味了。”

　　鲁迅小时候看见的戏法，距今有一百多年了吧？

　　第二阶段，唐雨“耳朵认字”真相大白后，事情本该到此结束，可是，北京有位大科学家说：外国早有此类现象，叫“超常感知”，因此四川省报的检查是不对的。四川文教书记听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翻”了过去。结果，四川很快又 “发现”30多个小孩都有特异功能，都能表演耳朵认字，其中最突出的有六个小孩。四川医学院不服气，于是组织了春节联欢会，让孩子们来表演，并在现场设置了六部摄像机，发现孩子们统统都在偷看。医学院的同志不敢把录像带报给省委，于是带到北京送给我。我立即送报中央，但是，这仍然无法阻止“耳朵认字”现象的蔓延，因为接下来全国各地都报告：发现了更多的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小孩，发展到后来，连腋窝乃至屁股都能认字了。

　　（记者问：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是否相信特异功能？）于老肯定地说 ，耀邦同志坚决不相信。十二大之前，中央有个思想领导小组，七个人，排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立群（兼秘书），可是， 中国科协有位书记偏偏相信特异功能，还跑到“思想领导小组”来告人民日报的“状”。于是事情一直告到耀邦那里，耀邦同志指出：这不是科研方向。

　　第三阶段：主角由小孩让位给大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取得了更大进展，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气功师，代表人物是“后起之秀”严新。严新的功力有多大呢？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他在辽宁沈阳发气，可以扑灭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他从广东发气，设置在清华大学的试验物质的分子居然发生了改变；他从美国发气，在北京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也发生了改变。民间甚至流传这种说法：如果掉过来，让严新从北京发功，那么美国的核武器按钮开关也可以由严新随意操纵。由于有人打着清华大学的旗号，由于中央多家主要传媒都对严新发功做了正面报道，因此那几年的严新“大师”几乎闹得和今天的“ 法轮功”一样，家喻户晓。

　   耳朵认字也罢，外气治病也罢，远距离发功发气也罢，本来是利用魔术手法 搞的虚假骗人的东西，可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大张旗鼓，甚嚣尘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上百家报刊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宣传报道，广播、电视、纪录电影也积极参与其间，最后搞到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写进了“人体特异功能”！可是，宣扬伪科学的东西甚嚣尘上，反驳的文章和观点却很难发表。批驳伪科学的文章或被作为退稿，或干脆石沉大海了。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舆论”为什么如此一律？这实在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大怪事。

　　第四阶段：从单人活动，发展到组织活动。

　　第五阶段：伪科学开始在政治上对我渗透，不少中高级干部甚至被吸收进入伪科学、伪气功组织。一些“气功大师”则力求进入全国政协等政治组织。对“ 气功大师”申请进入政协的事，只要我知道了，必然极力反对。有这么一种气功 ，练功者流行的口号竟然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XXX ....”。有个党员干部参加训练班，回来竟然感叹 “七天学习，胜读十年马列！”

　　第六阶段：“气功大师”们内外勾结，逐步向海外发展。譬如，台湾曾经破了宋七力的案子，在抄宋的家时，发现大陆有人参与了他的活动，还赞助过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反对伪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他从美国把材料传真过来，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另外，还有些势力较大的“气功大师”，一边在海外发展组织，一边也像李洪志那样移居海外。这种“大师”是很懂得提前为自己谋好退路的。必须警惕：“大师”愈是谋好了海外退路，就愈是敢于放手在国内挑 起事端！

　　第七阶段：羽翼丰满，显示力量的阶段。典型的例证就是围攻北京电视台。

 　　
　　我为什么被伪气功大师们称为“佛眼通”

　　进入九十年代，某些主张特异功能的人又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于光远（还有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人），本身就有比大气功师更高的超级功夫。

　　北医三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说他因为不相信特异功能，结果脸上落下了一个疤。他说，他遇到那位“著名科学家”支持的某“气功大师”表演，“气功大师”说：“我发功，你就不能不站起来”，北医三院的医生说：“我不相信。我不会站起来”。于是大师让他伸出手。他不知道“大师”要干什么，伸手出去， 结果“大师”竟然拉住他的手腕，托住他的胳膊肘，回身一个背跨动作，猛地把他扔了出去。他的脸磕在桌子角上，险些造成鼻梁断裂，缝了七针，留下一个疤痕！反对伪气功的司马南，听说也遭遇过类似的皮肉之苦。一句话，“气功大师 ”们在口头说不通的时候，很可能会采用武力！

　　有个插曲。我和“气功大师”张宝胜并没有见过面，但是，1988年“两 会”在京召开，我决定亲自去会会张宝胜。去的理由有二：其一，出面邀我与张宝胜对阵的，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参加两会的部分香港人士，尽管项南同志对张宝胜和特异功能完全不信，但倘若我借故不去，岂不证明我理亏、胆怯？其二 ，香港女士先生有请，不去也不礼貌。记得那年在场的两会委员之中，还有香港的著名报人徐四民先生。他们中许多人曾看过张宝胜的表演，不少人还为之喝彩 。因此，他们特地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酒席，请于、张二人当面较量。

　　出发之前，我精心准备了两件东西：一个是当时风行的智力玩具魔方，六面五十四块，拧乱之后，每面颜色肯定各不相同。我用牛皮纸把魔方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然后准备请张宝胜当场把魔方六面、五十四个小块的颜色写下来，我则当场撕开牛皮纸，以便验证。不过，我用魔方试验多次，从未遭遇“对手”，换言之，没有人能够“蒙”得出来魔方的六面是哪些颜色，五十四个小方块各是什么颜色！如果张宝胜来，我猜他一定当众出丑。

　　第二件东西，针对张宝胜最擅长的“意念移物”，针对他号称能在不打碎瓶 子、不拧开瓶盖的情况下，仅凭意念就能把玻璃瓶中的药片移出瓶外，我也带了一个瓶子。事前我当然要做防备：一是药瓶口我要用蜡封好，如果他想偷偷拧开瓶盖，则封蜡必然破碎脱落，无法复原。第二，我必须防备张宝胜借机“掉包” ，于是，我带了自己家中的瓶子，并且事先把瓶中阿斯匹林药片倒出来，用红、 蓝墨水涂在每一药片的两个半边，以便保证即使张手疾眼快能够临场“掉包”， 现场也找不到我这种特制药片！

　　不过，直到那顿饭吃完，张宝胜也没露面。

　　张宝胜，原是抚顺的一个工人，后来被调入北京某重要科研单位，该单位甚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门研究“ 张宝胜之功力”。该单位的首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与我共同工作，那时我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但不知后来他为什么变得那样固执、迷信。

　　前面说到的那位“大科学家”，在我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来表 示祝贺，我对此表示感谢。不过，他仍希望我能去看看“特异功能”。我一直坚持不去看，因为我看魔术表演，至少看过十次“空中钓鱼”，而且每一次魔术师都确实把鱼从空中“吊”起来了。问题在于：魔术师从来都是事先声明自己是在表演魔术，而特异功能者无论在表演之前、表演之后，都一口咬定“这是真功夫”，而且还不让检验。我何必再去看什么魔术表演呢？如果药片可以穿过玻璃瓶出来，那我们还要物理、数学干什么，大学、中学的课本统统扔掉算了！

　　最可笑的是，进入九十年代，某些主张特异功能的人又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于光远（还有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人），本身就有比大气功师更高的超级功夫。因此，于某在场，“接功者”就只能看到一片金光，“ 大师”们的各种功能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据说，“特异功能大师”中的少数人，能够练到“慧眼通”的境界；更少也更大的大师，则能练到“法眼通”的境界；在中国，只有两人修炼到了“佛眼通”，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一位便是于光远。班禅大师早些年已经圆寂，尘世间硕果仅存的便只有区区不才。其实我知道，他们绝不是真的相信我是“佛眼通”，他们是要为自己的“功”发不出来而随时找个台阶下！

　　不过，我还是愿意接受我的对手们赋予我的这个“佛眼通”的称号，一是可以感受被对手承认是强者的喜悦，二是我也欣赏佛学中对“佛眼”一词所予的含义。佛学中，佛即“觉者”，觉者之眼就是佛眼，佛眼洞察一切，具有超凡的观察力。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对世界万物都能洞察，但我在有一点上是不愿故作谦虚的，即断定人体特异功能肯定是欺世盗名的骗子行为上，我的洞察力是很高的。因此，我决定接受“佛眼通”这个称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铲除邪教滋生土壤更重要

　　从我与伪气功二十年的“恩恩怨怨”上可以看出，“法轮功”的出现，决非“一日之寒”。

　　现在党内党外，对经济腐败的危害性，认识比较清楚，抓得也比较紧。但我感觉，光是抓紧经济领域的反腐败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注意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现象。我的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

　　“法轮功”曾经围攻过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和新闻机构，据我所知，有些地方的同志表现不错，但也有个别地方的党的领导人，在政治斗争和党性考验面前，竟然放弃原则要下属去赔礼道歉，甚至执意要去处理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 又是要撤职，又是要开除。

　　还有，中央取缔“法轮功”的文件，是7月19日下发的，此前，中央当然 要开会酝酿、研究，会上并播放了《李洪志其人其事》的录像片。可是，当我们党慎重研究，做出最后决定时，中央领导同志最最担心的竟然是保密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法轮功”的渗透到底有多深，中央的“反击”决定能否完全保住密。最初的两天还好，保住了党的机密，但非常可惜，7月22日下午三时之前（中央电视台播发取缔“法轮功”新闻），“消息”还是部分地泄漏了出去。 因此，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都有“法轮功”练习者试图再次围攻中南海。

　　对这样的干部，难道不应该予以严肃的组织处理么？

　　至于“加强宣传工作”，我更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也算是个老宣传工作者吧。

　　我建议，《南方周末》好好宣传一下《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本专门宣传无神论、反对伪科学的杂志。据我所知，若干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就打算创办这么一份刊物，以便对伪科学、伪气功以及种种封建迷信、异端邪说展开有效反击，可惜，未获有关部门批准。宗教研究所老所长任继愈心有不甘，今年6月开会偶然遇到李岚清副总理，遂当面提出这一问题 ，结果立即获得批准。据悉，李岚清副总理不仅在杂志经费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还嘱其办公室同志来电询问：创办杂志，进展如何？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些年来，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出版了几百万册宣扬歪门邪道的书，我想问一句：出版了十几万、几十万册“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社的领导，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在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你们曾经为谁摇旗呐喊？

　　我和伪科学的这二十年的“恩恩怨怨”，当然不是我个人的什么小事情。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舆论界，我们的宗教界，都应该从“法轮功”的迅速滋生、蔓延、发展和李洪志的“坐大”中，汲取深刻教训。

（原载1999年8月6日《南方周末》）作者：方进玉

发表日期：200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