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发展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獗。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可忧的、极为严重的现象。我认为一切关心祖国历史命运的人，面对着这一种极为严重的现象不能有任何轻视，而应该正视它、重视它，对之深思，作出恰当的判断和采取行动。
（二）20多年来伪科学猖獗的历史，可以视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消极的部分。它经历了下面的七个阶段：
（1）1979年3月，四川出现一个谎称“耳朵认字”的名叫唐雨的少年。《四川日报》出于猎奇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就有不少人信以为真，四川医学院到唐雨所在的大足县进行调查，揭露了这一骗局。《四川日报》作了自我批评，事情本告一段落。
（2）但是，这时候香港有一位名叫李学联的在《信报》上发表意见，说这在西方叫做超常感知，是一种“人体特异功能”。说国内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是不现代化、不科学化的。在我国内地也有一位著名科学家出来说类似道理。于是事情又翻了过来。在各地各种传媒的宣传下，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纷纷出台。这是反科学宣传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台前表演的是小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中，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工作也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已经有了相信或者不反对这种反科学宣传的人，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还是未能遏止。最后中央宣传部发了个“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不要宣传介绍，但也不要批评”的通知。
（3）接着又是那位著名科学家提出这种现象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有，而且是同气功、中医理论密切联系的，还打出“人体科学”的旗号；于是出现一批一批的气功师，乃至“具有神功”的“大气功师”；成人——社会上的骗子——代替小孩子登上舞台，说人体特异功能能够治病养生，骗取不少老干部，其中包括某些中央领导机关负责人的支持。从事“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等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4）接着从个别的气功师发展起一个一个“功”，其中以“中华养生益智一步功”力量最强。而且成立了不少机构、不少研究会。这些组织有教主、教徒。它们有的是打着某种科学旗号，有的虽不打着某种科学旗号，但性质都是提倡迷信的邪恶的组织。有的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掌握有自己的舆论工具，办有刊物和报纸，拥有众多的徒众，有的号称达到几千万之多。尽管这种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但的确很多。它们还有自己的活动地盘——自己的根据地。
（5）这些组织的反对政治色彩、反社会色彩越来越明显。它们千方百计吸收中共党员，包括党员干部，参加到他们的“功”里去，甚至在他们的“功”的组织里建立听命于教主的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并且渗入我国的党政机关和统一战线的组织。总之无非采用“ 打进来”、“拉出去”这样的办法，而以“拉出去”为主。湖北莲花山“元极功”的教主张志祥不但担任当地政协副主席职务，而且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职务。在党政与文化教育机构各部门的许多单位有他们的组织成员。
（6）这些组织中有一些与境外的邪恶组织有了勾结，充当境外组织侵入我国的帮凶。台湾破获了宋七力的组织后，在宋家中抄出他们在大陆的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成员一直在大陆活动。有的“功”在国外发展组织，如严新气功研究会，在美国有些地区就建有分会。“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头头张宏堡和“法轮功”的头子李洪志就长期住在国外，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国与外国之间。
（7）现在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进入第七个阶段。沈昌和他的信徒包围苏州姑苏晚报社和苏州市法院，直到包围北京东城区法院，使法庭不敢开庭审判。这是前两年的事件。近期内则发生“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北京电视台的事件。他们的力量大了，就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写的这七个阶段都是事实，都有可靠的资料。只是限于篇幅，未能把事实较充分地表示出来。
（三）写这段历史不能只讲那些搞反科学反社会活动的人这一个方面，还应该写我们维护科学保护社会的人们同他们斗争的情况，还要讲讲我国党政部门对待这种活动的态度。
应该指出，这些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四川医学院的揭露就很有力，如果不是某个著名科学家等人出来支持，四川医学院的行动就会对抑止这种伪科学活动起决定作用。在第二阶段，四川医学院奉四川省委那位文教书记之命，要他们支持“耳朵识字”之后，他们仍在1982年春节进行了一次揭露“耳朵识字”之类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拍摄出小孩子如何偷看的长达几十分钟的录像。上述的第一、第二个阶段中，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中国杂技团等单位都曾有力地揭露、反对这种反科学的活动。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是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但是，未能遏止这种活动的发展。198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要求停止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但也不是对这种宣传进行揭露批判的通知。在这之后，停止批判是实，而那些搞反科学反社会宣传的人却根本不听中央宣传部的，并利用不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批判的机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近10年来反对这种三“伪”一“所谓”（三“伪”就是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和伪气功，一“所谓”即“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忍无可忍重新投入战斗之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一直坚持“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观点，这是邪恶势力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猖獗程度的根本原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有一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的，那就是不但不准正确思想对邪恶思想进行批评，反而成立了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小组。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对反对特异功能的书籍一直实行限制的政策，而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书，如柯云路的书，却一本一本地出版。在组织上除了那个小组外，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 严新气功研究会”。
（四）需要对这种反科学反社会活动的历史作一番总结。
我们要对之作历史研究，也要展望其发展前途。我们也看到，某一个邪恶组织遇到有效的抵制、被揭露，或者因罪行败露受到法律判决（如“被立王”），但另一个组织“主神教”又接着活动。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组织没有一个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或者暂时潜伏起来，或者借尸还魂。一个组织暂时不行了，另一个组织又风靡全国，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活动已经走下坡路，更看不到它的终止。真不知伊于胡底！
（五）这种活动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首先是众多的居民的心灵受到毒害。
有相当多的居民受欺骗，相信这些反科学反社会的宣传超过相信科学知识，因而排斥科学知识，失去健全的良知。甚至有些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也受到这种反科学宣传的影响。受到了这种影响的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其次是众多的居民的身体受到摧残。得了“气功出偏”病的人很不少，这是一个方面，更多的人是因为相信伪气功，耽误了及时治疗。有的甚至被像胡万林这样的“神医”害死。柯云路吹捧胡万林的罪责已得到揭露，但是，必须做出严肃处理，不能允许他再以作家的称号害人。
再次是耗费了大量钱财，包括居民手中的钱，也包括国家或某些组织的钱财。
它们的活动损害到人们用更多的注意力去从事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部门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对付他们，这是必要的。
（六）我们应该深思，提出几个为什么，弄清楚这些极严重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我们不是说要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吗？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不是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不是已经有8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不正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吗？为什么我们能容忍这种极严重的现象存在达20年之久？为什么容忍这种严重的现象继续发展？为什么有些犯罪分子现在仍继续逍遥法外？我们到底准备不准备打击这些邪恶势力？我们现在对这有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有力的部署？现在全国在哪些地方邪恶势力占上风，而反对邪恶的力量受到压制？
我还想问一下，我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极严重的现象，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今天我国的实际？是否言过其实？是否危言耸听？我希望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或者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过后，大规模地展开讨论。现在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走上街头显示力量的阶段，我认为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而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轻视漠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七）如果情况的确极严重，那有关方面就要担负起极严重的责任。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改变这种现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必然领导人们与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现象作有力的斗争。它的责任是要有反对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要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提出相信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宣传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的。要让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认识到，反不反对这种极严重的现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这种邪恶势力一定要严肃对待。对于一般的分子与为首的分子当然要严格区分。对那些为首作恶的分子决不应软弱无力，不能姑息养奸。你越怕，他们就越认为可以欺侮你。他们越来越神气，谁也不许碰我，我是碰不得的，谁碰我，我就要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科学界在坚持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上，有特殊的责任。在反对三“伪”一“所谓”的斗争中，科学界毫无疑问地要起带头和教育者的作用。提倡这三“伪”一“所谓”的人，就不配被称为有科学态度的科学工作者；支持搞三“伪”一“所谓”的研究机构，就不配称为科学机构。科学界在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中必须发挥有力的积极作用。造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局面，个别的著名的科学家要负严重的责任。中国科协在80年代初也曾经起劲地支持过“人体特异功能”，这也是个历史教训。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也不应该忘记。
教育界，我指有几个著名的高等学校也曾经支持过这种伪科学的活动。我的母校也是一个。我不清楚现在如何，不过我知道不少学校中搞伪气功的人不少。在学校中不应该允许教员和学生去做反科学的宣传，而要把反对反科学的讲授作为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我国舆论界在反对三“伪”一“所谓”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过去的错误也不应忘记，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找出应该接受的教训，我们要运用牢固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舆论力量对反科学反社会的现象予以揭露，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呼吁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批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错误观点，强调对邪恶势力姑息不得，姑息养邪才是致乱之源。我认为新闻出版界、广播电视界都要这么做。该作自我批评的要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自己就主动了，可以轻装上阵，投入战斗。
我们对宗教有一贯的宗教自由的政策，宗教界有责任严格划分自己与这种邪恶活动、邪恶组织的界限，不要去做支持这些邪恶活动的事，不要让这些邪恶力量利用自己来进行邪恶活动。
我们的卫生保健部门要担负起保护人民健康的责任。要克服整个卫生系统中种种不良现象和对邪恶活动的软弱无力的现象。
对反对极严重现象有极严重责任的这些机构都需要反思过去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几年科学界和舆论界有了很大进步，党和政府部门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更有力些。
我认为每个关心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根据本人的条件，在反对这种极严重现象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纪念“五四”80周年的时候，我想讲的话很多，今天我只按照会议组织者提出的这个题目讲一个反对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势力的问题。
（由于时间限制，在会上没有讲得充分，会后用半天时间，在1999年4月22日根据自己发言时的提纲整理成稿。正准备送出，就发生 4月 25 日“ 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的事件。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
来源：《我是于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