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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四家”中的“蔡” 到底蔡京还是蔡襄

2016-11-29

  关于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不乏争议。多数人接受“书如其人”的观点,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书艺与人品并无实质关联。提出“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谁也不会相信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品”等类似观点。这一观点其实很难站住脚--此处“第一”无疑是书法因素。当然,从朱熹的字也看不到世道人心,王阳明的墨迹无法窥见圣人迹象。是不是就能依此否定“书如其人”的观点呢?显然不能。王铎书法具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类拔萃,但始终不能与颜真卿《祭侄稿》相提并论。“书如其人”如何来理解?关键是“人”的界定,尤其要注意现实个案和主流导向的关系。本期《墨缘》即以“宋四家”中“苏米黄蔡”等四人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为例,略加探讨。

 

  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来论书,多先论其人。西汉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于是乎,观颜真卿书“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也”,观奸臣蔡京之书则“掩鼻过之”。有人提出质疑,这不过是事先了解书家的生平和为人之后,先入为主,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如果是面对陌生人,如何判断?事实上,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名家才具有探讨的价值。而名家的一切,势必为世人所熟知。普通书家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难成大器,终被淘汰。

  “宋四家”中的“蔡”,到底是蔡京还是蔡襄?一直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原本为蔡京,因人格卑劣而被蔡襄替换。另一说则认为“蔡”本指蔡襄,因为资历老、名气大,应该列入。实际上,按照“尚意”的风格特征来衡量,应该是蔡京,与苏米黄风格更接近。从辈分的尊卑上判断,也是这样的结论。二蔡属于同乡,蔡襄是前辈,蔡京与苏米黄年龄大致相仿,放在一起顺理成章。不管如何,为什么最终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不言自明,蔡襄因德高而艺彰,蔡京因人品低劣而遭丑诋。

  虽然不能因蔡京的奸诈和佞幸而完全否定其书法成就,但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与历史是有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书法家做人是第一位,始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导向。这一点尤其重要。

 

  蔡襄《山堂诗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品道德修养,“君子比德如玉”。追求书品和人品的一致,是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艺术观。中国传统教育以诗书礼乐作为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书法家”最初并非是一种职业。文人墨客很多都是历史上的高官,客观上也造就了对“书品与人品合一”的道德性诉求。书法强调最多的不是才能而是修养。对修养的强调,实际上强调人格的提升,书法由此而成为伦理与审美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写好字的前提是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已然成为必须遵守的文化律令。“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终为人所不齿。今天虽然是一个多元社会,即使无法简单地接受这种论断,但任何怀疑和挑战都也无法抵消这一观念巨大影响。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不但书如其人,也存在“茶如其人”。爱茶之人往往视茶如同生命。由此可见,能够做到书如其人,进而是书人合一,无疑是极高的境界。弘一法师就是“书人合一”的典范。这并非日常的衡量标注,而是最高标准,只是大多数人做不到,故而罕见“书人不合”的现象并不奇怪。当下出现很多书人背离的现象,原因在于很多不过以书法做幌子来谋利,并未深入书法的内核。由此而言,崇高的人品与高格调合二为一的作品,不容易获得,苏东坡说:“凡事之所贵,必贵其难。”

 

  黄庭坚题苏轼寒食帖跋纸本34.3×6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书和人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

  书和人可以分开来看,艺术有自己的秩序,也有自己的品位。不应该用伦理秩序去强求艺术秩序,以道德人格来度量文化品位。艺术品位主要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但书和人始终无法完全切割,道德素质最终会影响审美情趣。艺术注重技法要求,也强调人文内涵。人品是为人处世的结果。人文和人品不会毫无关系。才与德分别与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相关,修养程度称为“功”,决定了书和人的关系。“书如其人”中的“人”应该理解为“人性”,而非单单指人品、人格。人是有多面性的,口是心非难免存在。如果站在蔡京和秦桧等人的角度来看,刻意追求“人品和书品”的统一,不过是利用书法来做伪装。从蔡京之书看到的是才气和性格,并非只是人品或人格。人品可以伪装,但人性不可。

  清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从这句话来看,“如”是分层次的,“如其学,如其才”,最后才是“如其人”。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工正、行、草、隶书,尤擅行书,字势豪健,痛快沉着,“遂为海内所宗”。蔡襄楷书严守法度,点画精严,较其行书而言趋于保守,由于过分重视了作品的“神气”,反而压抑了情感的倾诉和精神的自由。在草书方面却有所创新,尝以散笔作草,由此创立了“飞白书”,“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宋史·列传》赞:“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蔡襄也是一位著名的茶叶鉴别专家,所著作《茶录》,乃《茶经》后最重要的茶叶专著。另撰有《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诗文名扬天下,并称“三苏”。苏轼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岁又学李北海,广泛涉猎晋唐诸家,最终形成深厚朴茂、媚趣横生的风格。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寒食诗》、《醉翁亭记》等。黄庭坚在《山谷集》里推许:“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世称“黄山谷”。开创江西诗派。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学苏轼门下,称为“苏门四学士”。一生命运多桀,仕途坎坷,热衷佛老不逊于苏。《宋史·文苑传》记:“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书法风格独特,起笔欲右先左,藏锋逆入至左顿笔而后平出,注意顿挫,“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结体乃从颜楷得到启发,反其道而行,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

  蔡京(1047-1126),字元长,福建仙游人。熙宁年间进士。宋徽宗时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后迁升官拜太师。历史有名的奸臣。蔡京的书法师承,由近及远,从蔡襄入手,上溯唐代徐季海、沈传师、欧阳询,然后直追魏晋二王,跳出旧辙,自成一法,形成独特风格。传世墨迹仅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米芾(1051-1108),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世称“米襄阳”。个性怪异,被呼为“米颠”。书法潇散奔放而能兼顾法度,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苏东坡盛赞“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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