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7年2月7日至8日，“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梵蒂冈正式召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席、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受邀与会，并在本次峰会上与世界各国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2月9日，美国媒体天主教新闻社在报道中引用与会人员发言认为，各国均存在器官贩卖现象，这已成为全球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
在梵蒂冈峰会上，有发言者认为：所有国家均存在贩卖器官现象，贩卖器官已成为全球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予以应对。
2月7日至8日，为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器官捐献方面能够制定、严格执行符合法律和伦理的最佳方案，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召开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长、法官、执法人员、医学界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以及新闻记者汇聚一堂。
尽管众多媒体将注意力放在了梵蒂冈邀请中国官员与会上，而中国被许多人权组织批评说存在摘取死刑犯器官情况，但梵蒂冈此次还邀请了五十多个特别是器官贩卖重灾区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那些贩卖器官合法的国度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
主持闭幕式的美国外科医生、器官移植政策专家、科学院委员弗朗西斯·德莫尼克（Francis Delmonico）指出，之所以邀请那些存在器官交易或允许器官买卖的国家参与此次会议，目的就是将来自政府、专家和组织的推动、联系及合作愿望传达给他们，这些政府、专业和组织希望看到并帮助他们进行改革。
根据议事日程，此次峰会的目的是摸清贩卖器官和旅游移植现状，共享预防器官贩卖的措施和法律框架，希望参与国达成一致，携手建立联盟制止贩卖器官现象。
德莫尼克告诉与会者说：“不要错过建立联盟的机会。”新的联盟将由律师、法学专家、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以及普通民众组成，以此唤起人们关注贫穷弱势群体在器官移植中所遇到的漫长等待及与时俱增的剥削。
此次峰会不仅仅是“沟通”，而是能够帮助印度实现真正改变。对此，德莫尼克向印度外科医生、印度国家肾脏移植协会会员萨尼普·古勒利亚（Saneep Guleria）提问说：“我们怎样才能有实质性的帮助？”
德莫尼科然后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说，科学院拟议的最后声明中，将杜绝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
德莫尼科问黄洁夫说：“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将此信息传达给贵国政府。”
黄洁夫告诉与会人员说，虽然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与西方不同，但现任领导层思想开放，全力支持他所提出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现状进行改革。
黄洁夫重申改革愿望，并认为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国际施压，更有助于中国进步并融入世界。
德莫尼科说：“我们保证达到您所希望的那种合作。”
《洛杉矶时报》驻南亚记者沙相克·本伽利（Shashank Bengali）在峰会说：“该问题（贩卖器官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没有国家能不受影响。”他敦促政府官员、法学和医学专业人士，将媒体作为合作伙伴，与媒体一道，进一步联手唤醒人们对器官贩卖的关注。他说，记者都希望报道有关器官贩卖和受害者的悲惨故事，引发读者和观众的深刻同情。许多人向新闻媒体写信或发表评论，询问如何能提供援手。
巴基斯坦英文媒体《黎明报》记者那兹哈·斯耶德·阿里（Naziha Syed Ali）认为，媒体“在监督政府尽职尽责方面”，以及“照亮黑暗角落”上作用很大。她说，媒体也是想曝光器官贩卖罪行但又害怕犯罪集团报复的医生的安全途径。
加拿大温哥华圣保罗医院药学教授约翰·吉尔（John Gill）认为，医生负有告诉其病人到国外进行器官移植存在风险的责任。他说，人们认为（到国外移植器官）就像是剪掉脚趾甲一样简单，然而到国外移植器官经常缺乏相应的记录和保证，所用药物包括器官状态也有可能是不健康的。他说医生应当坚决反对器官买卖和剥削现象，部分需要器官的病人认为卖掉一个肾脏没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他们不了解器官捐献者有可能是遭受了欺骗或被生活所迫。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健康法教授克里斯托弗·凡·阿希夏（Kristof Van Assche）认为，许多医生无法与执法机关通力合作，原因在于医疗保密法禁止披露病人信息。他说，立法者应当将医生报告病人海外付费获取器官情况或疑似情况，列入法律特别豁免项。
出生在阿富汗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尼路法·何达亚特（Nelufar Hedayat）认为，不法律师和专业人员可以为病人提供假护照，从而使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得以进行。何达亚特在调查孟加拉国的器官贩卖时，有外科医生告诉他说，他（这名外科医生）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错，因为“没有人死亡，我们是在拯救生命。这怎么可能有错”。她说，医生就像上帝一样，本应该拯救他人，而不是伤害他人。然而，他们却在做错误的事情，那些一贫如洗或者被强迫的器官捐献者也陷入器官贩卖者的游戏，因为“受害者变成了中间人”，他们又在穷人中寻求更多器官捐献者，组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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