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1039—1112），字子由，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门下侍郎（副相），为人持重，谋事精确，正直敢言，爱民务实，颇有建树。
初出茅庐 名震朝野
苏辙和其兄苏轼一样，少年时期就“奋厉有当世志”，入仕后因不忘初心，故能卓然挺立，义无反顾。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辙和苏轼同榜考中进士，皆名列高等，授任县主簿。此前，苏洵的文章已得欧阳修称赏，上之朝廷，于是一时之间，三苏“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此时的苏辙，虚岁不过19，其天赋之高，成名之早，令人惊叹。
嘉祐六年（1061），苏辙又和苏轼一起，参加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直言极谏制科考试。偏不凑巧，苏辙生病卧床无法应考。韩琦爱才心切，立即向仁宗奏道：今年应考的士子，声望最高的是苏轼、苏辙，“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建议推迟考期，以待苏辙病好，仁宗同意了。韩琦和仁宗没有看错，苏辙虽虚龄只有23岁，却已是满腹经纶，既能敏锐地发现时弊，又能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变革主张。在所上《进论》《进策》中，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苏辙大胆地向宋王朝“不抑兼并”“不立素将”的“祖宗之法”发起了挑战，认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苏辙提出的抑制土地兼并、低息贷民之策，不仅和其后王安石新法相关变革方向一致，而且更为合理可行。苏辙改革兵制的建议，更被清人沈德潜赞为有“烛照”之明。在答《御试制策》的策文中，苏辙对时政的重大失误，揭示得尤为深刻。
这次策试共录取三人，苏辙和苏轼均考中。考官司马光等对二苏的策文特别欣赏，置之最高等──三等，而将另一名考中者王介的策文置于四等。由于苏辙的策文在三人中“对语最切直”，直言皇帝为政苟且、好色，已是“海内穷困”，仍赏赐无度，“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考官胡宿以其言辞不逊，力主罢黜。司马光据理力争，说苏辙“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宋仁宗亲自拍板道：“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于是在对苏轼以最高等褒奖升职的同时，对苏辙折中录用，由最高等降为最低等，以第四等次授官，由原来的渑池县主簿升任商州军事推官。不难看出，宋仁宗对苏轼苏辙哥俩是同样欣赏的。退朝回宫，宋仁宗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潜心时务 颇得其要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三月，苏辙上疏朝廷，认为时政之急，应以去除冗吏、冗兵、冗费为先。神宗看后批示：苏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却处于下位，实在可惜。当即召见苏辙，任之为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北宋的三司总理全国财政和工程建设，职权极重，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其长官号称“计相”。
王安石拿吕惠卿所拟青苗法草稿让条例司讨论，提意见。苏辙指出：放贷于民，收二分利息，本意是要救民之困，具体实行过程中，却难免吏缘为奸，百姓还贷困难，反倒既害民，又乱政。建议不妨取鉴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常平法”，结合实际，完而善之。王安石觉得有理，准备采纳。但不久就听信了投机者的谎言，青苗法遂行，结果正如苏辙所言。
尽管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在当时是炙手可热、前程无量之职，但因意见常与吕惠卿等人不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苏辙干了不到六个月，就请求到地方做事。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正月，苏辙赴绩溪任知县，八月间即回到朝廷任职，苏辙一生，就仅仅作了这不足八个月的地方行政长官。
相较于苏轼的爱好广泛，苏辙更专注于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的学习，着力于“治乱根”──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探讨。
我国古代自孔子以后，知识精英们大都是集官员、学者、文士于一身，而且将为官济世摆在首位，置于中心，做学问，写诗文，都是围绕从政展开，为之服务。学海无涯，一个人天赋再高，拼劲再大，也不可能穷尽，即便有重点和中心，若涉足过多，所失也必重，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看似全能，实则无一能臻极致。苏轼吃亏就在这里。
苏辙则不然，旁骛者既少，目标和精力自然更加集中，文名虽不及苏轼之盛，政治建树却远高于苏轼，元祐年间跻身朝廷决策核心，一度位居宰执班子第三位，曾被人以宰相期之。
元祐重臣 正道直行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宋哲宗年仅10岁，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对宋神宗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史称“元祐更化”。因苏辙和苏轼兄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曾对新法作过激烈批评，遂也被起用，并迅速得到重用。苏辙升迁尤快，从小小的校书郎起步，历任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皆显职要职，更一路飙升为副相──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进入朝廷决策核心宰执班子。这是苏辙仕宦生涯的巅峰时期，也是其公正不阿的政治品德和务实为民的施政智慧得以充分展示的时期。
诚如苏辙所论，司马光虽“清德雅望”，却“不达吏事”，只看见王安石变法中扰民害民的一面，却看不见其利民强国的一面，一旦专任朝政，就恨不得立即将新法全部废除。苏辙则与之相反，实事求是，不偏不倚，既力纠王安石变法中的过激之行，又力阻司马光及其追随者尽废新法的荒唐之举，力求做到“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
当初，王安石用免役法取代差役法，具体执行过程中，给吏民造成许多不便，司马光遂尽废免役而复行差役，百姓刚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继而就由怀疑到害怕。因为两种役法均非完善之法，差不多利弊各占一半，且差役法已废行20年，突然复行，吏民一时间很难适应。司马光对此却一无所知，一味蛮干。苏辙建议暂时一边仍行免役法，一边“催督有司审议差役”，折中两法利弊，制定完善的役法。
再有，王安石把自己所著《诗书新义》塞进科举考试，遭到学界反对，司马光遂立马就要废止，另立新格。苏辙指出，来年就要举行进士乡试，考试新格一时尚不能制定，举子们如何备考？建议“来年科场，一切如旧”，待新的科举格式制定，再废除王安石所定之格。
很显然，苏辙的这些意见，既切合实际，又有利于百姓和众文士，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策完善。众所周知，王安石对苏氏兄弟多有伤害，司马光则既是苏氏兄弟的恩师，又是其仕途上的提携者。苏辙议政，却能置个人恩怨于度外，只认事，不认人，不假半点儿私情，其心地之纯净，政治境界之高迈，远超司马光及其追随者，着实令人敬佩。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这个小皇帝，从即位之初到此时，九年间，一直不过是个见习生，每日里都是祖母发号施令，众大臣唯唯从命，他却只能默然旁听，偶尔还得奉命称是，深感受尽冷落。如今总算熬到头，可以“随心所欲”了。
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违规提拔亲信宦官，开局就错，显然不是个好苗头。宰相吕大防当即出来反对，苏辙接着跟进，首先指出：陛下“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先就擢用宦官，必然令“众心惊疑”。接着举出哲宗曾祖父宋仁宗的经典范例：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刚亲政，即先下手诏，严格用人制度。“是时上方亲阅庶政，中外闻之，人情大悦。正与今日事相类耳”，哲宗无奈，只好作罢。
宋哲宗抓的最大的事，则是在一帮政治投机者挑唆怂恿下，打起子承父志的旗号，全面清算其祖母高太后主持下的元祐政事。这个心地阴暗的不孝之孙，为发泄对祖母的积怨，竟置社稷安危于不顾，迅速将好不容易出现的政治清明，拽入黑暗深渊。
苏辙作为元祐重臣之一，大义凛然地奋起抗争，上疏指出：元祐年间，对神宗时期的善政，都是“上下奉行，未尝失坠”，只是对一些“失当”之处，作了必要的补救，故能使朝廷政策“前后相济”，社会安定。苏辙历举两汉和本朝类似故事后，劝告哲宗：“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类岁不用之人，怀私愤而以先帝为词，大事去矣！”
这下惹得哲宗不高兴了，及至朝堂之上，苏辙又据理力争，哲宗怒不可遏，却找不出像样的理由，竟呵斥苏辙不该将宋神宗比作汉武帝。苏辙也不让步，说：“汉武，明主也。”哲宗厉声驳道：你的意思，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能算作明主！昏君已面目狰狞，苏辙只好下殿等候发落。在场众臣都被吓呆，皆“莫敢救”。唯范仲淹之子次相范纯仁，颇有父风，从容平静地上前奏道：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上并无贬词，苏辙用以比先帝，绝无诽谤先帝的意思。倒是“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兵部尚书邓润甫这时正削尖脑袋在昏君面前表现，趁机越班上前进馋：“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范纯仁立即反驳：“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哲宗无奈，只得强收怒容。退朝后，即将苏辙赶出朝廷，贬官地方。但苏辙的正直和英勇，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书舍人吴安诗奉命草制，按捺不住对苏辙的敬仰之情，顶着昏君和奸佞“黑云压城城欲摧”一般的压力，奋笔歌赞苏辙──“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
吴安诗拈出“风节”二字歌赞苏辙，可谓对苏辙最公允的评价。纵观苏辙一生，虽自幼及老，皆酷爱诗文，却始终将高风亮节、正派正直、为国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尽力谋实事，干实事，不得已，方退而做学问，写诗文。苏辙的人生抉择，是务实的、睿智的，也是成功的，可谓我国古代知识精英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