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中、职场上，因犯错、失误写检讨书的情况已屡见不鲜。然而，在古代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按理说像写“检讨书”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为笼络人心，洗清自己的污点，他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会写“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

帝王写罪己诏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三种：

一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二是国家发生了某些天灾人祸；

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

唐太宗当政时期，朝廷有个武将名叫党仁弘。党仁弘担任广州都督期间贪赃枉法，私吞了不少公款，几年的任期吃了个脑满肠肥。这件事被同僚检举揭发后，大理寺来到广州进行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大理寺依唐律判处党仁弘极刑。

不过，李世民向来宠信党仁弘，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将才，若将其杀掉对于国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李世民便以一道圣旨替党仁弘说情，称他罪不至死，撤销了大理寺的裁决。就这样，本该依法被判处死刑的党仁弘逃过一劫，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放在其它王朝，这种事本无可厚非。毕竟在封建社会，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皇帝的一句话比例律更具效力。不过，李世民却是个颇为开明的皇帝，在这件事过后他感到深深的不安。毕竟，任何人都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自己出于个人情感干涉司法机关的裁决无疑是大错特错。

于是，李世民召集了文武群臣，怀揣沉痛的心情对百官进行了深刻检讨：

“大唐的例律，作为一国之君的朕应该带头执行，而不应该出于个人情感僭越法度，这样做无疑是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的做法，简直是以私心乱国法。

这件事朕的错误有三：

一是用人不察，错用了党仁弘这种奸猾之人；

二是徇私枉法，包庇了罪臣；

三是赏罚不分明，处事有失公道。”

除了皇帝自身意识到错误之外，君王发布“罪己诏”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国内出现了天灾。大禹、成汤，都曾因为天灾颁布过“罪己诏”，后世的皇帝还时常以大禹和成汤为楷模，进行效仿。

例如：在魏文帝时期，国内出现了日食现象，当时的老百姓都比较迷信，有人说之所以出现“天狗食日”，是因为三公之过。魏文帝听闻此事后，主动颁布罪己诏，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元仁宗和清顺治帝的身上亦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也选择与魏文帝一样主动承认过错，颁布罪己诏。

公元前163年，中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汉文帝颁布罪己诏：“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公元前70年四月，四十九个地区突发地震，汉宣帝亦颁布罪己诏：“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当然，也不是每一份罪己诏都是统治者在检讨自己的行为，有些罪己诏还带有推卸责任的意味。

例如：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当时的唐玄宗在流亡过程中，受到麾下士兵和沿途流民的谴责。在来到马嵬驿的时候，手下的士兵更是集体哗变，要求皇帝处死杨国忠与杨玉环。值此之际，唐玄宗自然没有时间摆谱颁布什么罪己诏，只能当着士兵与老百姓的面，进行了自我检讨。

不过，唐玄宗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没讲到点子上，那些哗变的士兵见圣上始终在偷换概念，怎会服从动员？这时有个胆子大的老人家郭从谨对当今天子说了一番逆耳忠言：“圣人昏聩，听不进去忠臣的话，将那些奸佞之徒视作近人。今日的祸患，完全是天廷自食恶果。要不是到了紧要关头，草民怎么敢当着圣人的面说这番该死的话呢？”

李隆基被说得面红耳赤，只能承认自己的过失：“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相比于其他颁布了罪己诏的皇帝，李隆基的检讨可谓相当简陋，仅以一句“不明”以偏概全，妄图搪塞过关。好在，他手下的士兵不好糊弄，唐玄宗不得不杀掉了杨玉环和杨国忠，这才制止了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