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元年，赵匡胤设立名为“榷易院”的机构，规定所有舶来品都由政府专营。宋·高承《事物纪原·东西列班·香药》中有说：“太平兴国中……始议於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以主之。此盖置官之初也。”《事物纪原·榷易》中也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榷易院入榷货务，而使名不除也。”

在当时，一切来自国外的产品，都是由官方渠道贩售到广州、交趾、泉州、两浙，禁止私人经营。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在当时但凡私营价值超过一百文的海外贸易品，就要按律惩处，达到一定数额还会被判处流放。这样一来，虽说朝廷将对外贸易权攥在手里，却构造了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贸体系。但这种外贸体系，靠朝廷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介于这种情况，赵匡胤不得不进行改革，推行“有限禁榷制”，将所有舶来品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仍维持着政府专营；

另一部分则作为通行品，允许私人销售。

不过，即便是通行品，也必须要在朝廷开设的“官市”中销售，由政府进行监管。到了淳化二年，朝廷逐步放宽了限度，允许一部分通行品在其他市场进行交易。仁宗上台后，进一步放宽了政策。不过，宋仁宗时期的宽松政策仅限于进口商品，对国内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依然非常严格，而且，这种政策随着时代发展大有与日剧严之势。

可以说，宋王朝的外贸控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市舶司所在地的经营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效益却始终差强人意。那些距离市舶司较远的地区，民间走私的现象相当频繁。宋神宗时期，曾于广州担任了六年知州的程师孟启奏朝廷，请求废黜明州、杭州两地的市舶司，整合为广州市舶司。不过，这一请求没有得到宋神宗的许可。

后来，朝廷推行了《元丰市舶条》，规定杭州、明州两地区的杭州、明州两地的市舶司专门负责与高丽国、日本国之间的贸易，而广州市舶司则负责其他十余个亚洲国家的贸易。显然，宋神宗想要将广州打造成大宋对外贸易的重点城市。不过，这项政策推行之后收效不好，所以该条例在施行一年后便名存实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该条例中存在的弊端较多。例如：泉州这样的城市，本可利用季风在春夏两季内进行远洋，但按照这项规章泉州的商人必须实现前往广州领取公文，在返航之后还需绕道去广州交税，以至于，每一次出海都得在国外漂泊两年，使贸易周期延长到三年。泉州的商人，只能搞些违法经营才能回本，去往南国的商船越来越少，上缴到广州的商贸税自然逐年下降。

当时，有不少泉州的官员请奏朝廷在泉州开设市舶司，而广州的官员则请求宋神宗放宽专卖制度，遗憾的是这些请求均未得到批准。直到宋哲宗上台后，泉州市舶司才被设立。不过，虽然市舶司于泉州设立，却并未改善实际问题，朝廷规定市舶司的主管官员需由各路转运使担任，这也使中央对商贸的控制权越抓越严。到了宋徽宗时期，各地市舶司已经变成由朝廷派遣专职官员的直属机构。

从宋代的对外贸易中，我们能够看出古代封建王朝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律。

唐代乃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拥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实力，但这些技术却没能形成产业。其根本原因就是商贸与农业、手工业不同，无法在集中控制下迅速增长。贸易，是一种与自由息息相关的产业。早在两周时期，齐国就已经开始专卖渔盐，而西汉时期王朝又开始了盐铁专卖。唐朝设立了市舶司制度，宋朝则使这种本该开放的制度变得闭塞。

到了明朝中叶，西欧国家大力支持本国的商队进行自由贸易，外国人的船队可以不受限制地往来于中国，而中国商人则碍于官方的限制无法与之进行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拥有领先世界的郑和船队，却没有在远洋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到了清朝，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外贸的概念，但当时的外贸仅局限于洋人进口，却没有中国人进行出口。

清朝时期的外贸，似乎又回到了宋代推行《元丰市舶条》的怪圈。朝廷对外贸的垄断，直接造就了大量从中渔利的贪官污吏，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窘境。当外国人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经济时，封建统治者只能进行限制进口。西方国家无法从闭锁的中国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便只能凭借船坚炮利敲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了。